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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雯丽:姥爷的花园里,有童年最美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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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蒋雯丽出生时,姥爷已经81岁了。由于妈妈工作忙,还要照顾她的两个姐姐,蒋雯丽半岁后就跟着姥爷生活。直到姥爷去世的这12年间,她从未和姥爷分开过。在蒋雯丽的回忆里,姥爷是“淳朴的育儿专家”。

2009年,演员蒋雯丽首次自编自导,拍摄了电影《我们天上见》。电影所依据的,正是她童年与姥爷共同生活的经历。上映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六七十年代小城故事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共鸣。

之后,蒋雯丽把童年的经历和对姥爷的回忆写作成书——《姥爷,我们天上见》。书中的语言朴实,但饱含深情,在孩童的视角下,生活在姥爷家中的种种细节、姥爷的诚实、友善、宽容都跃然纸上。

在蒋雯丽看来,和姥爷一起生活的十二年,是她日走上后演艺之路的情感源泉,而姥爷也以自己的言行教授了她为人做事的立身之本。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960-1970年代的蚌埠小城,看看这位耄耋老人和小孙女之间的点滴往事。

下文选自蒋雯丽《姥爷,我们天上见》一书,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

我的姥爷一八八六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今徐州市铜山区)。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线)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蚌埠。

姥爷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可怕,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妈妈前面的哥哥姐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姐去世时十七岁,哥哥才十六岁。

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

没有儿子,姓氏就传不下去,因为孩子都跟爸爸姓。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就是养老金——养儿防老。

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

《我们天上见》剧照

姥爷在五十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到了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四个孩子里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儿康复而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此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

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家一定很有钱。不承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复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在姥姥之后又娶了一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地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的妈妈。

妈妈二十多岁时也得了“家族病”——肺结核。可真是把姥爷吓坏了。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都转到我的身上。

《我们天上见》剧照

我成了姥爷的小尾巴

我的英雄妈妈,六年里,生了三个女儿。

妈妈又要上班,又要给我喂奶。去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被晒着或被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来给我喂奶。

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我喜欢瞪着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阿姨们都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说上海话的周阿姨,见到妈妈就说:

“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

周阿姨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是从早哭到晚。

也许,是因为那个幼儿园里没有树和树叶吧……

我在幼儿园里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以后,园长让妈妈赶紧想个办法,说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吧。

远在新疆的爸爸此刻帮不了妈妈,爷爷奶奶那边已有我的两个姐姐需要照顾,妈妈只能跟姥爷商量。

姥爷想了想说:“我来带吧。”

蒋雯丽的父亲与母亲

妈妈急了:“您都八十多岁了,带孩子太辛苦了,您别累坏了身子。”

姥爷也急了:“那也不能让孩子哭坏了身子。”

第二天,姥爷二话没说就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

八十岁高龄的姥爷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我也成了姥爷的小尾巴。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拄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

我们一前一后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

少年时代的蒋雯丽

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捞完就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那是我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私章,领来姥爷每月三十二元八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的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铁路大院里没有厕所,全院的人都要去附近公园的一个公共厕所。那个公厕真是让人难忘,除了永远排长队,还有飘出好几里的臭气。我俩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捂着鼻子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的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

“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画着大小:

“我喜欢你这么多,喜欢你姐姐这么多。”

《我们天上见》片段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不再跟妈妈睡觉了,正儿八经地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局报务员,三班倒:白班、中班、夜班。平时还有政治学习,不在家是常有的事。

儿时的记忆里,妈妈只有生病的时候是在家的。

妈妈有神经性偏头痛的毛病,每个月发作一次,每次请三天病假,卧床休息。而那三天里,我不敢大声吵闹,不敢蹦蹦跳跳,因为生病的妈妈需要安静。我只能从门缝里看看躺在床上的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会叫我进去,帮她捶捶头。我的小拳头一下一下地落在妈妈的头上,敲一会儿,小胳膊就酸了。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不住地夸奖我“捶得真好”“真舒服”“小女儿真懂事”,弄得本来想出去玩儿的我,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走了。

那可能是儿时的我跟妈妈最亲密接触的时刻。黑暗的屋子里,病弱的妈妈热切地想跟小女儿多待一会儿;又心疼妈妈又胳膊酸的小女儿,热切地盼着能早一点儿溜出去玩。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

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画卷上古代女人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

“第一个节目:舞蹈《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

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爸爸,我回来了!”十万火急,我能在五十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并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

“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在铅笔上拴根小绳当秤。

我的服务态度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最好的。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一样,自买自卖地吆喝着:

“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三毛钱,我找您四分。”

《我们天上见》剧照

“小朋友,你要什么?”

“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五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牙膏、毛巾、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此时的姥爷在他的花草世界里,我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我们自得其乐。

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所有的虚拟都变成了一块屏幕……

而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姥爷的花园,我儿时的家

因为家住在津浦铁路边上,我从小最熟悉的,莫过于火车了。火车一开过,家里的窗户就哗哗地响,像发生了三四级地震一样。

那是一个铁路职工大院,里面住着铁路局机务段和工务段的职工。

清末民初铺设津浦铁路的时候,政府在铁路边为来自英国的铁路工程师修建了四排宿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这四排宿舍被日本人占用,里面铺上了榻榻米。再后来,又归属于国民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这四排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分配给了火车司机和铁路局高级工作人员,大家管它叫作“官房”。

一九三五年,我的妈妈就出生在这里。

她住过英国人住过的房子,也住过日本人时期的榻榻米,新中国成立后,再搬回来,就住到了现在我们家的位置。

蒋雯丽与姥爷在花园中的合影

我们家是第三排官房中的头两间。厨房建在两排官房之间,隔断了来往的路,形成一个不小的院子。房子是灰砖砌的,院里的地面上也铺着灰砖。长方形的院子,沿着墙边用灰砖架起了三层高低错落的台阶,姥爷那些修剪精美的盆景就整齐地摆放在台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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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的盆景,有假山,有树根,有植物;有小桥流水,也有渔翁垂钓;有仙鹤立于水上,也有小亭建在青松旁。每一个盆景都是一幅山水画。虽然那会儿的我,并不懂得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诗情画意,对戴斗笠的老头还不如对亭子和小桥感兴趣,但在物质贫乏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姥爷的这些小玩意对一个孩子来说,已是很奢侈的物品了。

小院的中央,有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颜色各异的金鱼,眼睛也都奇形怪状,有平的,有鼓的,有像水泡一样的,在水中忽闪忽闪,真担心会破了。

鱼缸的一半埋在土里。冬天,水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怕鱼儿被冻住,或者不透气被憋死,就用铁棍把冰面凿出个洞,却发现冰下的鱼儿依然忽闪着水泡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蒋雯丽与姥爷在花园中的合影

那会儿养鱼可没有如今的“水循环系统”,我就是我们家的“水循环系统”。每个月,姥爷都让我给三个大鱼缸来一次大换水。

先准备好桶和塑料管子,把管子的一头放在鱼缸里,另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吸气。眼看着鱼缸里的水顺着管子向自己这边流过来,快流到嘴里时,赶紧把管子放到桶里,这样鱼缸里的水就顺着管子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姥爷为了有效利用生态资源,让我再把桶里的水倒进浇花的壶,用富含鱼儿粪便的水滋养院子里的植物。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鱼儿在清水里游,花儿在水珠下笑。姥爷坐在藤椅上,欣赏着他一院子的花。我坐在姥爷的腿上,欣赏着我的劳动成果。

这个画面在我儿时的照片上有记录,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那一院子整齐、美丽、郁郁葱葱的盆景、假山,到现在看上去都是那么有质感,呼之欲出。

我最早学会的一首古诗,不记得它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放学回家,走过曲曲折折的小巷子,见到一个小红门。

推开小红门,满院春晖。

那就是我儿时的家。

新年的花棉袄

在那个“艰苦朴素光荣”的年代,我从没有因为穿姐姐们的旧衣服而不开心。

记得有一次因为穿了一条膝盖上带补丁的裤子被老师表扬了,回来便让妈妈把我所有的裤子都打上了补丁。

可是到了新年,还是渴望有一件新衣服的。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大年初一的早晨,醒来,我的枕边放着崭新的衣服,红的、花的。

可是……

终于有一年,妈妈决定给我做一件新棉袄。可能是因为大姐的棉袄穿到二姐再轮到我,已经不那么暖和了。

妈妈跟姥爷商量,姥爷点头同意,但有一个要求:不要红颜色,不要太花。

为什么不能是红颜色?那可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的颜色啊!可是我不敢反对,生怕一反对,连做新棉袄的机会都没有了。

盼星星盼月亮,直盼到有一天,妈妈带回来一块淡蓝底子小白花的布,很素雅。姥爷表示满意,我,欣喜若狂。

《我们天上见》剧照

我天天把花布放在枕头边睡觉,唯恐它一转眼不见了。后来,妈妈买回了新棉花;再后来,妈妈把布和棉花都送到邻居张奶奶家,请她帮着做。

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去张奶奶家,“视察”新棉袄的进度。今天多了个袖子,明天多了个领子。我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表现,就不停地帮张奶奶提水、扫地。

终于,新棉袄做好了,我又舍不得穿,生怕破坏了它的“新”,只盼着大年初一早些到来。

年三十的晚上,很多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穿上新衣服在外面玩了,我可舍不得穿。那是我的第一件新棉袄,一定要坚持住,等到大年初一的早晨再穿。

那天晚上,妈妈又如同往年一样,跟姥爷一起做好了一桌饭菜,等姥爷的朋友们到齐,就去上夜班了。

我吃饱了,跑出去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

不同年代的孩子们玩的游戏,都带着不同年代的印记。那时候的捉迷藏是“抓地主”。“手心手背”之后,院子里的一个小男孩和我成了“地主”和“地主婆”。

他拉着我就跑,其他的小朋友在漆黑的巷子里找我们。

我们跑到了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角落。其他的孩子们从前面跑过,居然没有发现我们,我悄悄地说:

“我们走吧。”

“再等等,他们还会回来的。”

天,开始下雪了,雪花落在了我的脸上。我突然想起我的新棉袄,它是否安然无恙?想到这儿,我猛地挣脱开他的手,转眼消失在了黑暗中。

回到家里,姥爷的朋友们已经散去。我把新棉袄从柜子里取出来,庄重地放到枕边,看着它,安然地睡去,等待着新年的到来。

一觉醒来,枕边的新棉袄没了。

《我们天上见》剧照

“姥爷——”

我尖利的嗓门儿像火车开过一样刺耳。

话音刚落,就见姥爷掐着新棉袄的领口和袖口走了进来,生怕刚烤过的热乎气跑了。我几乎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当胳膊伸进热乎乎的袖子时,新鲜棉花散发出的温暖和馨香像云彩把我包裹,我的心也像是飞了起来。

天蓝的底和白色的花,多么像天空和云彩啊。再看窗外,洁白一片,昨晚下了一夜的雪,是为了衬托我的棉袄吗?为了让我更加有在空中飞翔、云上游走的感觉吗?

不待姥爷催促,我已洗漱完毕,往嘴里塞了几口吃的,就迫不及待地要冲到雪地里,向小朋友们展示我的新装。

通常穿棉袄,外面是需要套一件罩衫的,因为棉袄不能洗。可是家家户户布票都有限,做了棉袄,就没有钱和布票再做新罩衫了,我又怎么愿意在新棉袄的外面套一件旧罩衫呢?

几番争执之下,我的眼泪征服了姥爷,我穿着新棉袄飞奔而去。

可能是太高兴了,太想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新棉袄,夸奖我的新装好看了,直到中午我都还不想回家。

中午的阳光暖融融的。我眯着眼睛,透过睫毛的缝隙看太阳,我伸出手对着太阳,红色光线透过指缝钻出来,仿佛手是透明的一样。我惬意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享受着新装带来的愉悦的心情。

雪渐渐地化了。

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午饭了,我万般不舍地迈开我的双腿,准备结束这个盛装的早晨。不知是因为眼睛被太阳光照花了,还是脚被冻麻了,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扑倒在融化了的雪地上。

倒地的瞬间,我本能地用双手撑着地,来保护我的新棉袄。并且不顾疼痛,说时迟那时快,一骨碌爬起来。

低头一看,棉袄的上半截完好无损,但是前襟的下摆处,却沾上了一大块湿泥。

“哇——”比汽笛声还要响亮,我大哭起来。

为什么?凭什么?偏偏是我的这件新棉袄?

我一路哭着回到了家,也不跟姥爷说明缘由,脱了棉袄,趴在床上接着哭,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一样。

人生的意义有时会很大,有时会很小。像这个时刻,这么不容易得到的一件新棉袄,却被自己弄脏了,真的觉得人生都毫无意义了。

哭了停,停了又哭,所有的委屈好像都借着棉袄倾泻而出。不知过了多久,发现四周很安静,姥爷呢?他去谁家拜年了?他把伤心的我丢在家里了?

我抹了把脸,打开卧室的门。

《我们天上见》剧照

阳光中,烟囱炉子旁,姥爷戴着老花眼镜,托着我的棉袄,在炉火上烤,边烤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把泥刷掉。看我出来了,姥爷笑嘻嘻地把棉袄举起来,泥巴已经被刷掉了,只有一点点泥印子。

人的记忆常常是由一幅幅的画面组成的。在姥爷去世后的很多个冬天,每当我穿上那件棉袄,炉火边仔细刷泥巴的姥爷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件棉袄我穿了很多年,前襟的下摆上,也一直有一块刷不掉的泥印子,每当看到那个泥印子,我便泪水涟涟。

我要为姥爷做些事情

姥爷离开我四十年了。

每当我遇到危险的事情,而最终化险为夷的时候,我都会向着天空看一看。

我知道姥爷在天上,在保护着我。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从两层楼高的悬崖顶,仰面摔了下去,中间被一根树枝挡了一下,空中转体了一周。接近地面的时候,仿佛有一只手接了我一把,我侧着身子像羽毛一样轻轻地落在了地上,毫发无伤。

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而灵魂是不死的。

二〇〇四年的春天,在经历了“非典”,经历了漫长的一年里每天都在片场工作的生活后,有一天,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儿时的画面。

《我们天上见》 国际版海报

而那一刻,我问自己:“如果明天我死了,我会有什么遗憾吗?”

第一个跳进脑子里的念头是:“我还没有为姥爷做些事情。”

曾无数次想要写一篇散文,或者一本小说,来描述我跟姥爷在一起的生活,写写我心中的姥爷和姥爷对我的爱。又总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别糟蹋了这份情感。但是,那天,我想拿起摄影机,把眼前出现的这些画面拍摄下来。

这不仅仅是我对姥爷的夙愿,也是我自己回归童年、找寻精神家园的机会。

那会儿的我迷失了,觉得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旋转,却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生活难道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的童年,姥爷养花养鱼,用雨水洗菜淘米,吃的都是现在被称为“有机食品”的食物,晚上数天上的星星。虽然清贫,精神上却很富足。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大诗人的诗集和雕像,就放在姥爷的窗台和写字桌上。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样的生活,仿佛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电影《我们天上见》。

拍摄时,我跟摄影师描述我想要的一个镜头:移动摄影机,从大院门口跟着一路蹦跳的小兰,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经过一片残旧的老房子,最后停在一扇红色的小门前。随着小兰伸手推开院门,一个美丽的天堂一般的花园出现在镜头里。

有一天,我大学的老师跟我说:“你的姥爷一直在帮你。”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你讲述的跟姥爷的最后一面就打动了所有的考官。今天,你又用跟姥爷的感情打动了观众,姥爷不是一直在天上帮你吗?”

有一位观众问我:“你觉得姥爷给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说:“是爱。”姥爷用他的爱,给了我幸福的童年。

如今,我也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理由。

《我们天上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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