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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原始共产主义走向战争文明的突变与歧出 (一)从花香鸟语的天然之美到笼养的现代生活 我幼年在冀中农村生活时，捉住成年麻雀放在笼子里养，它不吃也不喝，在两三天内安静中死去。如果捉住刚出生不久的幼鸟，放在笼子里养，它就会享受主人供给的饮食而终生生活在笼子里。现代人两三岁就进入托儿所，而后是十余年的基础教育来建构我们的思维框架，我们只能是笼养的鸟。只有笼养的鸟才终生工作时间长于娱乐时间而不自觉。仍过采集狩猎生活的南非昆桑人每周只花二十小时来采集食物，文明前的农民劳动时间也很短，仅仅是他们生活的插曲。文明人类分化出监督他人劳动的有闲阶层才养成现在的劳动时间长于娱乐时间的习惯。 孟子讲人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人类最喜爱的动物是大熊猫与犬类，因为它们在形象与行为上最像人类孩子。年轻人第一次恋爱时恨不得把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献给对方，夫妻性生活终生上千次之多，而怀孕生育不过五六次而已。这是人类天性中美美与共的美学本质。 人类如何从天然的原初社会走进笼养鸟类的二级社会生活，这里列出从史前原初社会向二级社会阶级分化逐步演进的八个歧出或突变的积累，最后的欧洲近代化是人造二级社会发展的顶级阶段： 1、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歧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除上述五个原生文明突变外，遍布世界六大洲的其余人类仍然如同猿猴一样过着部落与酋邦的自然生活。酋邦是生活在部落中的人类因为某种现实需要而组成的部落之间的联合组织，多不稳定。中国是唯一远离其他文明而又适合农业的开阔地带，欧洲为山脉与海洋分割成多个狭窄区域。夏商周酋邦国家形成的现实需要就是维持和平与防止黄河水患，即黄帝与大禹的故事。王玉哲(2004：3-5)在他的《中华远古史》中写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战国以后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华夏族的天下。可是在春秋以前的中原地区…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这种现象，越往上推就越普遍。”这种说不同语言的各种民族杂处的时代，就只能是酋邦阶段的联合国式超级大国，那些戎族庆幸有华夏民族为他们提供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他们的语言处于原初社会美学表达阶段，也就很容易在战国后形成统一的汉语。 如果维持和平是人类普遍需要的话，黄河改道与长期大面积水患就是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险了。从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图二)可以看出，这样大面积水患而导致大禹离家十三年而通顺出一个新的河道而结束这次水患。 图二、虚线代表大禹时期的海岸线。点状虚线代表黄河的主要旧河道，最上面一条大致自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602年，最下面一条从1939到1947年。中间的圆圈代表自高原山区进入平原的关键地段，此处决堤造成大面积水患。 2、第二个歧出：震惊世界的古印度伊甸园式理想国 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歧出是以哈拉帕(Harappan)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两个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600年达到高度成熟阶段，分布在约125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公元前1900年或被泥石流多次淹没而消失。这两个古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发现，有大量石器、青铜器、印章，城市建筑颇有些现代化，如有统一规划的建筑蓝图，有自来水与浴室等，估计城市人口都在四万以上。这是成熟的二级社会，但没有阶级分化，也没有军事设备，最后也就为北方入侵的雅利安人占领。这一古代文明区域包括向北延伸的印度河两岸与非常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有与两河流域商业交往的证据，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辉煌城市建筑看成与埃及金字塔一样，是地中海巨石文化的变种。 学者们相信，这背后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控制集团。我们这样设想，这个控制集团形成的早期最大可能是有过战争阶段，不过很快形成制止内部争斗的强大控制集团与背后的彼岸宗教文化信仰。 3、第三个歧出：埃及金字塔是史前巨石文化的继续 埃及是人类从非洲到欧亚大陆的唯一狭小通道。尼罗河有比较宽阔的河滩，在这里种小麦，小麦收割后的七八月份河水暴涨淹没数个月之久而使河滩变得异常肥沃，有利第二年小麦生长。尼罗河两旁是沙漠，而尼罗河上游是难于逾越的瀑布，也就难于为敌人攻击。这里也就成为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而形成国家的典型。公元前3500年，由于人口增长而彼此攻占不已，首先形成上下埃及两个国家，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为延续两千五百年的超稳定古埃及帝国(3100-525 BC)。埃及离撒哈拉沙漠的納布塔普拉雅石陣(Nabta Playa)不远，是七八千年前建造的天文測算巨石結構。埃及延续地中海史前巨石文化，他们为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坟墓时热情很高。最大的金字塔用了230万块重达2﹒5吨的巨石建成，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世。埃及帝国有明显的土地占有的阶级分化，有贵族阶层与常备军人，但与超稳定的古代中国一样，法老也使用文人官僚。 4、第四个个歧出：作为二级社会典型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地区是海洋、沙漠、群山围绕的狭窄地段，但比埃及尼罗河开阔的多，从而成为南方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与争夺的地段。史前阶段这里就有大的宗教庙堂的遗址。由于干旱、风雨的气候问题，生活不稳定，也就形成了文明开始阶段苏美尔人的悲观情绪。他们相信人类是主神创造来膜拜诸神的。两河流域地区形成强大的占领土地的贵族与祭祀阶级，形成城邦的城市生活与话语中心。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情境下，出现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汉谟拉比法典石柱，把法典作为神的命令来将贵族与男人的崇高位置法律化。神与法律都是人外之物，也就是天下神器不可执不可为的原意。如果把两河流域看作二级社会原生文明的典型代表的话，离此由近到远的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就逐渐远离二级社会了。 5、第五个歧出：欧亚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侵 1956年玛利亚·金布塔斯(Gimbutas, 1956)在《史前的东欧》一书中，她综合地利用了考古学和语言学来对印欧人类起源进行研究，将印欧人的原住地（英语：Urheimat）定位在东欧大草原，即两个大内陆海：黑海与里海北岸上的草原区域，也是世界唯一将寒带草原游牧民族带到神秘海洋面前的地理环境。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游牧民族开始使用欧亚北方特有的马匹与南方文明传来的轮车、青铜与铁制武器。他们以草原男人们集体骑马追杀大型动物的习惯，开始向南方文明的富有城镇进攻捋掠。他们在公元前1700-1500年间与公元前1200-1100年间掀起两次对南方文明地区大规模入侵，除中华文明外的其他欧亚非文明都被他们侵占。商朝时代华戎杂处的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包容性，能够在没有引起王朝与诸候国注意的情况下，把他们打败消融。 6、第六个歧出：南北文化交织形成的大量使用奴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 古希腊、古罗马是在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下受到中欧草原游牧民族南下侵略而形成的。以雅典与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在两河流域的占地贵族与祭祀阶层外形成了一个称为城邦公民的军事阶层，他们公开辩论后表决作为城邦政治的决策过程，也成为对贵族与祭祀阶层的牵制平衡力量。这一强大的军事公民阶层，成为俘虏使用大批奴隶的权力保障，也更加体现阶级分化的战争本质。据说古罗马帝国至少25%人口是奴隶。古罗马使用大量奴隶建造至今遗留的宏大罗马竞技场，据说五百年里有七十五万人死在这个数万人围观的竞技场上，大部分是奴隶。 如果古印度城的辉煌与古埃及金字塔的宏伟传达地中海原始宗教的彼岸色彩的话，两河流域文明就把这种彼岸色彩的宗教文化制度化了。古希腊、罗马把这种彼岸色彩去除，形成人神相似的此岸宗教：人与神可以直接来往，神与人一样有情欲，神与人结合生的下一代是英雄。犹太基督教将人们重新带回彼岸信仰，所以古罗马帝国引入基督教后就逐渐走向衰亡，欧洲就进入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相近的封建社会了。 7、第七个歧出：犹太、基督教的建立与传播 根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数万犹太人从埃及逃出后辗转战斗四十余年而到达最后定居地，他们穿越敌对的异国他乡时只能边走边打。摩西带领犹太人不断顶礼膜拜没有偶像的上帝，才使犹太民族团结一致地走过这一灾难历程。摩西把埃及法老提倡的一神教与两河流域主神造人说相结合，而写成圣经前五章。 作为犹太人的耶稣，自称上帝儿子，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建基督教。经过饱受古希腊哲学洗礼的圣保罗进一步发展，使基督教走出犹太民族而成为普世宗教。罗马帝国在公元313年将基督教列为国教，基督教成为促使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基督教影响下富人们开始将钱捐献出来建医院与收容所来救济为疾病与饥饿威胁的人们。而帝国为日耳曼人灭亡后，基督教成为欧洲维持起码社会秩序的文化中心，人们就把中世纪欧洲称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8、第八次歧出是五百年的欧洲近代化过程 欧洲近代化过程正是以打击传统基督教的宗教战争与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开始的。如果这是把以山脉分割的希腊半岛扩展到山脉海洋分割的欧洲半岛的话，古罗马帝国侵占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近代欧洲就向全世界进军了：二者都开始大量使用奴隶，如果古罗马帝国最后向印欧发源地的欧洲中部进军掠夺奴隶的话，近代欧洲就向人类发源地非洲进军掠夺奴隶了。 与欧洲近代化相似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大举外侵扩张，更没有掠夺奴隶，也就能为欧洲近代化提供自己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项技术缺一都会使欧洲近代化成为不可能。如果在古希腊半岛征战的众多城邦中，十多万人的雅典城邦能以现实与理性的眼光面对人造二级社会的话，广阔中华大地上的诸候文人们就以现实与理性的眼光面对原初社会与人类的天然本性了，如果二者的汇合成就了欧洲的近代化，二者的汇合也有望开拓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思路。 (二)轴心时代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差异及其后果 雅斯贝尔的轴心时代(800年-200年BC)是为未来奠定哲学基础的时代，人类对自身世界的认识第一次深刻到终极意义的层次。在欧亚非诸文明中只有古希腊与中国出现成熟的哲学，其他文明出现终极意义上的宗教，即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与伊朗的拜火教。 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孟子、荀子相比较，发现他们具有相似的前后演化：从中间的柏拉图与孟子的高度理想哲学到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现实眼光(李柚声，2014：145-157)。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奴隶，并且男女平等，而亚里士多德则长篇论说主人与奴隶的分别出自自然，他说：“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113-114)” 可见作为师徒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揣测完全不同的理想国，反映二级社会的多样性。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二级社会，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荀子对当时的二级社会政治采取全面抨击与调和的不同态度。 发展基督教的关键人物是圣保罗(Paulus；约公元3－67年)，他出身为高贵的罗马公民，受到良好的希腊化教育，对希腊哲学有深入研究。此后基督教在他的影响下逐渐以柏拉图理想国来规划教宗组织。近代化后的欧洲知识界才逐渐放弃柏拉图理想而重新捡起亚里士多德的实用。宗教革命使教民从罗马教廷摆脱出来，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也就与两千年前庄子的真人追求与宋朝后文人个人道德追求相似了。大概正由于此吧，现今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基督教新教地区与儒家文化圈。 中国春秋战国之间发生社会结构的质变而伴有大规模升级的战争，而后是被现代学者称为军事警察国家的秦国的短暂统一。与古希腊、古罗马依靠贵族与公民军事阶层不同，秦始皇与汉朝初期都曾将全国富裕人家集中在首都附近来监控，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一个逐渐消减中间阶层而把亿万农民直接放在皇帝之下的过程，用一个科举选择的官僚文人群体来代替(李柚声，2014; 梁漱溟，1949; 钱穆，2001; 秦晖， 2007)。中国历史从现实眼光的荀子而到理想的孟子，这一转变在宋朝完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也就最终关闭了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军事阶层的可能。 即使这样，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与中国都从长期诸国战争而最后为文化落后的边疆国度吞没。古希腊灭于马其顿王国而中国灭于秦，而最后接替马其顿与秦朝的是自称狼孩后代的蛮族罗马与出身平民的汉高祖刘邦。这也充分显示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也是某种程度的皮厚心黑得势。宋朝进入文化高度发展的平民社会，此后的改朝换代就只有请北方蛮族与乞丐来担当了。 作者查阅网上资料发现：西方五千年历史是典型的战争升级史，而中国将西方这五千年战争升级史压缩在战国时代，此前后各有近两千年的稳定期。秦汉之后为户口减半的周期动乱所代替，如果古希腊、罗马的军事阶层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阶级为个人利益而战斗的话，中国古代农民就只是为他人而卖命了。中国古代有“兵匪一家”与“好男不当兵”的俗话，1970年我在河北河间诗经村下乡巡回医疗时，听农民叙说此村的冯国璋如何在长期僵持之后攻下辛亥革命军占领的南京，他告诉军士们攻入南京后三天不点名，三天中他们可以烧杀抢掠与强奸妇女，只要三天后回来报到就可以了。 在西方军事压力下，1840年后中国战争才与世界一样进入急剧升级阶段，近一百年来的改朝换代与外敌入侵，但没有发生历史上的户口减半。如果历史上，官僚知识分子在推崇道德的儒家文化的薰陶下，近代由于报章杂志的普及，古代仅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识就急剧扩张读者，而将大批城市市民与农村精英阶层带入近似儒家文化圈之内，这至少是战争升级而没有户口减半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把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最大限度地限制在朝廷与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这种不可人为操纵性体现为以杀戮做后盾的政治推动，但这种政治推动仅限于官僚结构之中，不进入农村，这也造成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伤痛，表现为诗歌自我表达度的降低(李柚声，2014：19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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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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