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社会的信仰根底和理性基础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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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社会的信仰根底和理性基础（上）

前按：中国乃至人类的当下问题，是远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可以解决的。下游或眼下的问题，只不过是上游或本源问题的体现和报应。也许，这就是佛教上讲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我们不能追本溯源，打开远古、未来、宇宙和终极的视角，都挤在下游或眼下，即使气得发疯、拼了小命或老命，也依然如同抽刀断水，或陷入剑拔弩张和两败俱伤的境地。是否还要同归于尽？何况，人在做，天在看，或者外星人也在看吧。再如果我们只是上天的造物或命定的木偶，就更犯不着“狗拿耗子”或“皇帝不急，太监急”了。

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局限、偏狭、敌对和仇恨，而自由和解放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如同退一步海阔天空，将可以展现天道和解开死扣，退一步而进两步，具有回旋和化解的余地，因势利导和所向无敌也。有人说过，一代人意识形态纠结的完结，就在于这一代全部消亡之后（大意如此，也记不清是在哪看到的了），而九零后对传统政治的反向解构，也许就在于沉溺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根本远离政治或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中所预示的（——看门道，还是看热闹），将是一个旧时代或老游戏的终结，也即感到烦人或不再好玩了。2011-2-8

一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以农耕内陆定居为起点和以游牧海洋贸易为起点的远古文明，导致了人类不同的文明发展方向。前者更是封闭和循环的，并逐步演变为后来如同中国的乡土社会，后者更是开放和进取的，并从西方近代的全球探险、扩张、掠夺、投资、贸易和移民，逐步演变为最先建立其以理性和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由此来看，一般乡土或传统社会的思维根基实际是感性认知，而现代或公民社会的思维根基实际是理性认识。感性是私人闭塞或局部性的形象思维，理性是公共开放或整体性的抽象思维。所以，其潜在或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命运也将由此分殊。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内部传统的制约，而其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则是从近代被迫的门户开放，走向了自觉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但这里所开篇的，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视角，下来还必须展开论述。因为，一方面现在是一个历史的结局和未来的起点，另一方面非最高不足以贯通最低和一切，非终极不足以看透历史、现实和未来。而这正是信仰和理性所要前后把握或两面夹击的。

忘了在《读者》哪一期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大部分的需求，都是由陌生人为我们服务和提供的，不论是我们平时吃的粮食还是药品，穿的衣服还是住房，坐的汽车还是飞机，看的报纸还是电视，甚至动手术拉开我们肚子的也大都是陌生人。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服务者我们大都不认识，这要怎样的公共信任？所谓缺乏公共道德和有效法制的公害也由此产生。这是在封闭的乡土或传统社会里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断证明的。而市场上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又可见公共道德和公共管制的怎样沦丧。所谓亲人和非亲人，熟人和陌生人，外人和自己人，这是中国人的惯常划分法。西方人的划分似乎是在友人和敌人，种族和异族，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划分。当初在中国通行的革命同志概念，就是一个比较西方和理性的概念，远超过了什么亲戚、熟人、同乡之类的传统局限。而原先“同志”称呼在改革后的没落，也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公共道德理想的普遍萎缩和公共信任关系的深刻危机。

即使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就真是熟识的吗？前两年享受了一次市律协人道关怀的体检，躺在B超室的床上，肚皮被一个陌生但态度和善的医师抹上乳液，放上“鼠标”滑动（我不知该叫什么）。不多时，忽听操作的医师说：你胆囊上有一个结石哦，要注意饮食习惯了。医师还让我起身看，在一个黑白模糊的屏幕上，果然发现了一小块黑影，我有点小惊恐，也十分诧异，这是我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吗？好陌生啊！这算不算一种人的异化？呵呵。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哪里能相信或认出这是自己的肚子内部图像啊！可以想见，就是把我们自身的基因图谱拿到我们面前，凭我们已有的常识或经验，恐怕也认不出来。而伟大的佛教，不仅发现人和人是平等的，而且发现众生或万物也是平等的或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真是把人生和世界看透了。

实际上，陌生是未知、意外或神秘命运的面具，就如同潜在和无意识就在生命的底层，而我们自己和世界就是由自我和非自我，已知和未知，意愿和意外构成的。忽然想到一句老外的名言：“如果说美貌是推荐信，那么善良就是信用卡。”（布尔利•沃顿）其实，传统的一见钟情和一见如故或者形同陌路和熟视无睹，就是对所谓熟人或陌生人社会的一种自然超越、颠覆和揭示的经典例证或天然裂口。更不用说人在本性上的普遍好奇、求知探究和喜新厌旧之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大的自我正是非自我，中国人正是由非中国人构成的，而最大的完善或为自己就是超自我、为大家和为人类，并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和发挥内在的创造潜力。这也就是建立公民社会乃至实现完美神话理想的本体论或神学基础，或者说原先众神的政治身份实际就是宇宙公民也。

公民和公民社会，关键就在于一个公字，而大公不过是大我和大家的体现而已。与此相对应，而所谓的专制，也不过是要把天下公器私家化或私有化，也就是要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去统治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专制社会总是私民和私民社会，即大多数成员总是处于普遍隔绝或疏离的状况。而由历史的渊源来看，由于中国人的祖宗崇拜，是退化了的或局限的上天或上帝崇拜，所以在历史上也就局限于家天下也，从传统上难以走向具有普世意义的公民社会。当然这也和中国人是最早下凡或还俗的人类一支有关。所谓退化和进化，下凡和超人，蒙蔽和解密，往后和向前等等，正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也就具有完全相反的生存意义或游戏规则。而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因为认为普天下的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具有一个始祖，所以潜在的具有在本国建立公民社会的普遍信仰根基或信仰基础，类似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是这种对全能者或普遍性的认知和信仰，受制于其特殊形态的而非本来、本源或绝对的起点、时空、角度、具象、观点、见识、名目、规则和仪式等等的局限，因而缺乏其普遍、贯通和概括的化身或形式，其他历史宗教也大都如此，而相对比较包容、抽象或非人格化的则是道家和佛教。

但如果全能的神或绝对的真理，只能局限于一种宗教、主义、学说或不论什么特定的名目之中，不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不论是拜火教还是伊斯兰教，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意志论，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等等，这也太小瞧本来无所不包的全能者或绝对真理了。而象中国正统文化那样，把民族起源仅仅追究到炎黄或龙哪里，显然更是不够的或不求甚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全能者当有无限种化身、无限种名称和无限种形式。也由此可见，未来的公民宗教和信仰，一定是打破、超越和贯通历史上各种局限和特殊性的神话宗教、哲学宗教、科学宗教和理想宗教，即不仅具有普遍和无限的内容，也不仅具有普遍和无限的形式的宗教和信仰，而且是超人成神的或趋向全知神明的宗教和信仰。

抽象和理性的认知，是看到了世界上更普遍的关系，其结构也是开放的，以致可以形成国家公民乃至世界公民，这也是公民社会的认知基础；而形象和感性的认知，相对感知的关系就比较狭小，其结构也是封闭的，因而总是局限于血缘、熟人等等的私人性圈子等。先前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研究性基础，近来有学者于阳的《江湖中国》以处于现代转型或体制外社会作为其卓越的后续研究。可以说，乡土社会一定是血亲、感情和地缘的结合，而江湖社会作为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过渡，最终必须以绝对精神、科学理性、普世价值和公共信仰奠基，才能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而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内外的生存危机或压力，虽搅乱颠覆了中国传统静态封闭的社会格局和传统文化，但也由此打破了关闭的国门，重现或激活了中国先贤的天下视野。

缺乏公共交往，也就缺乏公共认知或公共理性。现代意义的法制和宪政，实际是公共交往、公共关系、公共理性和公共规则的产物。所谓私人，本身就是欠缺之人；所谓私心，本身就是欠缺之心；所谓私利，本身就是欠缺之利。也因此，所谓公民，其实就是比较完整之人；所谓公心，其实就是比较完整之心；所谓公利，其实就是比较完整之利。从认知伦理角度来看，建立公民社会的最大障碍，就是自私和短视。而全民普及的启蒙和教育，言论和结社自由（即公共交往的自由），以及每个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和经济条件，都是公民社会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从认知角度而论，私人必定是和偏见、短暂或局部相对应的，而公民必定是和全见、长远或整体相对应的。没有全见，是无法看到始终和整体，大公或大道的，也是无法具有或建立完美的品德、普世的伦理、人类的合作、全面的关系、公共的法制和通用的法则的，而真正的公民社会也就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所谓博爱，就是真正的宇宙情怀；而儿女私情，就是局限之情也。所以，建立公民社会乃至世界联邦，必须自觉以公民宗教、公民理想、公民伦理和公民科学为其根本也。而中国的“天子”概念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可看做是前世界公民的传统或意识。可以说，自觉的神灵和大道，一定是可以随时随地或当下贯通的，好比禅宗顿悟和立地成佛也。而世界上既有进化和创新之道，也有退化和守旧之道，关键看我们选择什么和认知与否。

我们不能用历史和已知推断未来和未知，也不好用未来和未知忽略历史和已知。万有万能者，万事万物也；全能全息者，宇宙本体或所有一切也。世界本来就是皆有皆无的，而无限的自由已近乎全能或所有可能了。如果众神是无限自由的话，那么人只是有限自由。自由的程度也就是神奇的程度。以自由为人生的根本，既可能通往文明和天堂，也可能通往野蛮和地狱。虽说一切皆有可能，世界还有未知、神秘或意外，但我们不能把未来归结于此就完事，陷入相对主义或迷信之中。而自由或无限的认知，就是要认知所有可能和可不能，并以此作为决断和法制的依据。而自觉的超人乃至神明，已经是自觉神我天下和贯通一切了。

人的信念和理想，就是人最根本的认知、预见、领悟和价值。未来的政治体制，一定是更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并能够综合以往所有制度优越性的制度。这就要求其根基必须是自由和明智的，其伦理必须是相互和仁爱的，其方向必须是趋向完善和完美的。尽管自由是所有可能性，在未知的世界上也会把我们带向错误、失败和痛苦的境地，甚至专制、奴役、罪恶和暴政，也是起源于自由的——但如果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认知和行动，我们就无法认知和验证所有的对错或好坏，并加以明智的取舍和选择。一个自由，一个仁爱，一个理想，一个明智，将作为我们建立公民社会的自觉根据、伦理、方向和决断。

现代法制和宪政的制定原则，也就是理智、公道和正义。自由是所有可能，不论善恶美丑，因而是一柄双刃剑，理想和法制就是自由的界限；仁爱是天地一体和人类一家的宇宙情怀，公道和公平就是仁爱的限度；实现理想则需要全部时间、条件和代价的，生命乃至宇宙就是理想的根本和资源；而明智与否，又面对的是一个已知和未知交织的世界，必须无限的求知和探索，直到全知。

因此，如果总把已知的道德理念或社会制度绝对化或绝错化，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保守还是创新，平等还是等级，和平还是战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就是在阻隔或断送人类的未来和前途。或者说，人类的最终目标或终极理想，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或独裁专制，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即使将来组建世界联邦或实现世界大同，也不过是为人类实现最高的神话理想奠定政治和社会的基础而已。因为我们不能忘了，众神设定或导演的一切，终究是为了好玩或游戏也。一旦未来人类能够复活和超人，比如自由生死，那么人生就不过是一个大玩笑，人世就不过是一个大舞台，以往的历史也就不过是一场场剧目或游戏而已。

从历史和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和文明发达的国家同经济和文明落后的国家之间其实呈一种相关的对比关系，就如同大自然中高山和峡谷、草原和沙漠等等的差异及关系一样。但这种差异及关系，都是一个整体或系统，是单纯从局部所无法掌控、把握或平衡的。各主权国家的林立，使世界实际依然存在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缺少国际公共组织和国际公共法制的权威或效力，尽管如今已经比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改善了许多，但还远远不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大公和大局必须是以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以各国或各民族的局限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而这个大公和大道，也已接近恢复本来的神性和神通了。

这就需要在伟大理性、胸怀和远见的基础上，达成全人类的共识，筹备组建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而真正的博爱、公道和正义，也是一定会象太阳一样举世瞩目、普照大地和感召人心的。这也就是早年毛泽东所天才洞见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能“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即具有宇宙之真理。”这也是真正深远而伟大的哲学、见识、志向和宏愿等等，为什么不容偏私、必有大用、必将验证和非得实行不可的缘故。这已经是自觉上天的使命和天职了。真正的而非自封的内圣，是一定能够外王的，也是一定要立言、立德乃至力行和立功的。但不论是维持专制统治，还是建立公民社会，都是有其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方法的，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向，是面向过去而非未来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统治，实际积累了丰富的专制统治经验，相对而言，自由民主或公民社会的举步，却几乎是缺乏传统或从头开始。但在整个天命和世界的背景下，中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已经是大势所趋，或者说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反复治乱的历史循环，是由率先觉悟和进步的西方打破的。东西方不同制度的优劣和竞争，都是要用实力说话或实验证明的。正因为自由乃人的神性或无限性，甚至包括独裁专制或一切邪恶和差错也是起源于自由，所以普及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才最能发挥一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所以也必将战胜少数人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而自由民主制度暂时的缺陷，却是独裁专制还能生存的土壤或条件，好比汽车和高速公路，还没有普及或取代牛车和泥泞小道一样。

如果在世界范围自由民主普及、支援与合作的不够，独裁专制以其集中的力量并且专门针对自由民主社会的缺陷或弊端，还是可以抗衡和抵挡一阵的。换言之，专制独裁也是一种管理方式或工具，也不是一无是处，就看是谁来运用或如何运用了。从以往历史来看，资本主义是合作不足的社会，社会主义是集中有余的社会。但谁能在这种比试中胜出，就取决于到底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能够兼容社会主义和独裁专制，还是社会主义和独裁专制能够兼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也就是看谁能率先超越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局限，创建出能够适用于人类和世界并高于和贯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或独裁专制的天下体制。但不论如何，偏见乃正见不足也，小气乃大气不足也，邪恶乃善心不足也，空谈乃能力不足也，霸道乃王道不足也。如此来看，在当今世界，有哪些国家有可能率先超越本国的局限，站在人类和全球的高度，成为未来世界的领袖国，并真正肩负其引领人类的伟大使命呢？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8:34

回复 1# 觉悟

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无远虑，必有大忧。由此来看，历史上的基督教尤其是佛教和易经真乃人类历史上看透人生现世和极具远见的宗教或前科学经典，而宇宙神话和全知科学的超人信念，已经是首先在精神上自觉贯通最初和终极，本来和未来，已知和未知，价值和方法，所有和一切也。当前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危机，正是各国缺乏足够远见、本位主义和先前急功近利的直接恶果。本国利益至上，不顾其他国家，实际和个人利益至上，不管其他人，其核心都是自私和局限，无知和偏见也。

人类已经到了一个非从根本和全局认知和解决问题，就无法认知和解决问题的时代了。而天地宇宙万物本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和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政治和法制乃至观念伦理的全球化，即必须组建世界联邦和人类议会，实现人类文明的伟大融合，这就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全民政治和解并真正确立民主宪政一样。而两相对比，中国迟迟不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和国际上迟迟不肯推进政治和法制的全球化是何其的相似。这也反映了国内和国际上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国家是多么的强大，其固守于各自传统的观念又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进而论之，在中国乃至全球建立真正的文明社会，实现普遍的民主宪政，首先就必须在精神、信念、观念和文化上超越各自的传统局限并全部贯通整合，以期达成最根本、最完全和最终极的人类共识和人类理想。世界文明统一的曙光，已经闪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了，而我们还要顽固、局限、退缩和短视到什么时候？非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等到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爆发内乱、恶性世界大战以致毁灭人类的生态险境等天灾人祸全部连成一片，所谓依靠普世灾难，才能把纷争的人类被迫联合在一起？

还是否记得，罗马俱乐部对人类的警世报告，已经发表近四十年了，这引起了我们多少关注呢？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六十年前就宣告了，实施的情况怎么样了？对此，是否已经落实或遵守了？如果没有落实，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如果违背宣言，结果又能怎么样？有没有空洞的地方？是不是在唱高调？为什么还不能在全球范围落实或是靠什么在全球范围落实呢？这里，且不论人类或世界在国际上，还基本处于无政府状况，其普遍的法制和文化建设还实际缺如，仅就目前国家对新文化（比如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言，包括我们自己，似乎也更像是叶公好龙或一厢情愿，比较停留在口头言辞上或浅尝而止。一较真就触及传统、现实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或国家的）以及自我习性和个人生命安全等硬核了。所谓宪法，也没有直接适用和援引的程序保障，最高的法律成了缺乏最高权威的摆设，大家倒是普遍遵守世俗的不成文法、惯例或潜规则，而不遵守的人反而像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另类或沦为“枪打出头鸟”和冷漠大众当“看客”的老悲剧，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自然法、习惯法或真正的不成文宪法。一方面似乎都认为不好，另一方面又在身不由己的实际遵行。

世俗或惯性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公民组织乃至公民文化的建设在中国何其难哉！缺乏传统和土壤。在乡村、社区或地方等小范围建立公民组织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也不亚于在全国，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每一个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都可以自己实践和验证的。而启蒙的力量如果不足够明智、团结、系统、彻底、普及和持久，是不足以深入人心、移风易俗和奠定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的。不过，“正人先需正己”，“不能扫一室，何以扫天下？”社会的弊端或难题，实际是我们个人或局部毛病的规模放大。由此可见，想必和势必大不相同。想必是一己之力，而势必则是整体或命运之力。所谓世界潮流和形格势禁，识时务者为俊杰，因而就要因势利导，而最大的背景或后台，其实就是天命和公道。

当我们的想必和势必统一时，已经是命运的化身了。否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公民社会的建立，也是遵循修齐治平的顺序的，这种循序也是可以相互验证和印证的。不论自觉建立哪一种社会，也是如此。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的选择，当有不同的后果，又好比以狗的基因或细胞，如何好成长为人一样。所以，你不能首先成为一个自觉的公民，和还不能在周围，在全国，乃至在全球建立公民组织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也是同一个系统和相关的问题。或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难道这只是说说玩的文字游戏吗？当牢记孔夫子的教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现实中的的各种民间组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或娱乐的），大都是各自依附于现实中在中央集权下的各个权势或关系圈子。而党国现实的权势或凝聚力，在于占有垄断资源和设法保有既得利益，而当年其打天下的力量，就在于西方和国内生存压力、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理想和信念、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以及救国救民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等等。共产党不仅把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组织了起来，而且也把中国自古以来如同一盘散沙的广大底层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其难度超过了如今自觉的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自己组织起来吗？不能达成共识约定还是约定吗？不能组织起来的公民还是公民吗？不能预见的先知还是先知吗？不能带头的领袖还是领袖吗？这可是对我们当前是否具有公民品性、胸怀、勇气、顽强、智慧和能力的真正检验或考验。而且，这种检验只要我们愿意并勇于正视，就可以立即、随时或始终验证的，是绝对可以避免自欺或空想的。

但也必须考虑，是否目标超出了现实可行的条件了，是否过于激进和理想主义了？或者是否时机还没有到，而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准备？再说，统治者腐败，人民或老百姓就不腐败了吗？民国印光法师有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责。”比较普遍的奴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巴结依附权势、沉溺麻将桌和贪图小便宜等等就是国民的低级腐败，虽说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民众的嫉恨、短视和自私，就是腐败的肥沃土壤。从腐败到衰亡，如果腐败的不够或不先烂到底，则既不足以衰亡，也不足以给未来的新生提供所需的养料、空间和机遇。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坚守分而治之的极权专制已有所松动的现行体制下，可以并已有少许独立精神的个人产生，但还难以形成独当一面和众志成城的公民组织，因为缺乏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和公共资源以及凝聚组织的共识和理念。因而必定不是沦为松散和狭小的集合，就是沦于自以为是、高谈阔论、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或是沦为可悲的孤军作战而被各个击破。可以说，少许具有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公民个体，由于缺乏经济和生命安全的制度性保障，在强权、霸道或暴力面前也往往不堪一击。在现实中，只要能有一口饭吃和活命，更多的人无奈或抱怨地选择了屈从和混世的犬儒主义人生态度。

难怪中国士人或知识分子自古就有“明哲保身”和“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之道和自我安慰。而黑社会性或地下的组织，当属于复活的江湖和帮会了，其独立性只在暗处或比较狭小的范围，好比地头蛇也。依据公道和理性建立的法制或规则，一定是正大光明的。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损公肥私或以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特征的不成文法或潜规则之类，一定是背地里进行或见不得阳光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建立在损人利己或尔虞我诈基础上的社会，是一定不能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是必定要两败俱伤和走向衰亡的。这也是反腐败只是会延续旧制度的反动性，而不反腐败又是在加速旧体制灭亡的悖论所在。忠言逆耳，当痛下决断和不断自我革新，这才是永保生命和活力之道，而僵化、停滞和腐败则是自取灭亡啊。

在中国乃至全球建立公民社会是一次认识的飞跃、观念的革命和精神的新生，没有自觉而广泛乃至上上下下的公共交往、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共体制和相应的共识以及筹备足够的公共基金，就无法建立公民组织乃至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经济条件，就是人们普遍不为生存问题所困。这也是西方学者发现，一方面，普遍的私有制或财产权是普遍个人自由和自主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自由民主的社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覆盖全社会的公共福利保障制度的根据。但在中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资源大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垄断，就如同在国际上，人类的公共资源大都比少数大国集团所垄断。

在这种格局下，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困境，也就是在全球建立公民社会的困境。更具体而论，中国还是一个私民和家族为主的社会，世界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主的社会，因而也可谓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私民和氏族社会。所以，想要超越局限和反私为公何其难哉！这就象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乐园”。可这谈何容易！但人的心灵终究是能感应和通往一切的，就象汶川大地震时，国人和国际所表现出的大爱无疆。因为，心灵的根底乃神灵也。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必须自觉超越自我，这有点象是自我牺牲。可其实不然，乃江河里失去的将在大海中得到也。只是由于我们的偏私和短见以及气量狭小，总看不到而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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