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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中国人普遍功利心重,而且急功近利,原因是什么?这是资中筠演讲会后,现场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对此问题,资先生从历史和现实及东西方差异两个方面做出了分析。她说, 一是中国人从传统上就比较重功利, 中国不缺乏为原则而牺牲的殉道者, 但很少有人为与尘世无关的事去牺牲, 比如‘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转’这样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较深,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科学的发展。现在的急功近利则有新的原因,从政治环境氛围原因分析, 一切为政权服务,比传统功利更厉害, 只要政治站队站对了,就可以飞黄腾达, 站错了就会失去一切。现在的拜金主义实际是从‘批判物质刺激’的虚伪宣传演变出的另一个极端。 4 G' b. y, F* i+ ]0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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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已过耄耋之年的资中筠,受《此时此刻》杂志之邀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学界的讨论会和演讲会。无论谈古论今,还是述往怀人, 都在中西文化间自由驰骋,就中国的发展进行冷静思考讨论。例如资中筠谈到’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时认为:实际上,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孔孟之道, 其中都有一些普世价值的内涵,如孔子学说中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向善之心等等。 但却被故意抽掉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很丰富, 不止一家。 但从汉武帝尊孔开始, 孔孟之道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一种学说被统治阶级作为工具之后就被利用了, 包括马克思主义。 现在突然搬出孔孟之道是反动的, 就是因为马列没人信了, 又是西方的, 抬出来是为抵制民主自由, 大讲国学也是把历史向后拉。”因此她认为, 故意强调中国特色实际是突出在政治层面, 是将马列主义与孔孟之道奇怪地连在一起。资中筠演讲会的题目是《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是通过回顾中国留学生的历史, 横亘一百年。她谈到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 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他们出国留学目的很明确, 就是“取他国之长,补自己之短”。 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外交、引进现代科学、各学科建设、引进新的思想、以及成为民间一种坚韧的力量。那时的留学生国学基础好, 起点高,对中国文化弊端看得较透, 而且由于地位较高, 很有骨气, 人格独立, 在私营领域有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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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也谈到现在的留学生很多用脚投票, 不再回国, 这无可厚非。 但留在海外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两头通吃, 骗来骗去, 追求名利。这种人说违心话, 出馊主意。另一种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希望推动中国的进步, 能为祖国做点什么。 她提醒说, 目前要警惕两种倾向, 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 打着爱国的旗号迷惑人; 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最后她的结论是, 在中国改变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 尤其是在大陆的中国人。演讲结束后, 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有一个听众问:台湾蒋经国先生把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政府挽救过来, 改造成一个民主政府, 这是一种偶然, 还是民国政治走向的必然?中国大陆有无这种可能。资先生回答说, 不太可能, 因为当时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的环境不一样, 它必须痛定思痛, 而且除了蒋经国本人思想的变化,当时台湾已经有反对派, 公营经济较弱, 有一定社会民主基础, 有点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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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听众问, 现在中国有一种说法是“改革是找死, 不改革是等死”, 您认为中国是否能像前苏联一样,有个华丽转身成为民主国家而不死。对此资先生回答,那得先问是谁死?改革的话, 中华民族不会死, 不改革的话, 倒有可能被拖死。 一个党的消长死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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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被称作当代中国十贤之一。 她曾是中国大陆研究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的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她通晓英法语, 曾翻译多部英法文学名著和理论著作,如法国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国沃勒所著的《廊桥遗梦》; 美国薇拉·凯瑟所著的《啊,拓荒者》;英国阿兰·德波顿所著的《哲学的慰藉》等。但所有这些头衔及成就与她1996年退休之后的所作所为相比,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二十多年来, 她以一种“我笔归我有“的独立意识,更加贴近观察中国的现实,奋笔疾书,展现出一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紧迫意识。
8 L, Q4 W. `! y0 w h3 Y6 F& F资中筠以前就出版过多部论述及随笔,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共有五册,分别为《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以及《闲情记美》。2013年, 香港的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新著《思想是钱买不来的》。这些著作中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而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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