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被告知担任总书记时 大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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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一部美国人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分别由美国兰登书屋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时出版。据说，洋洋近50万言、定价38元人民币的中文版，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印行了数以百万册。


据学习时报报道，这一大部头传记的作者名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着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专责公司并购、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1989年3月，他应当时的国家科委之邀，第一次来中国，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中国事务中来，在多家科技、财务、媒体等机构任职。十几年来，他在中国出版了《投资银行学》、《交易人》和《走近真实》等书，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了《资本浪潮》、《探索中国》等电视片。《资本浪潮》1999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探索中国》则于2000年9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
据作者说，他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他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至于为何要写作这部本来专门给外国人看、没打算在中国出版的书，他说：“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2000年9月，在观看江泽民接受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库恩第一次产生了瞭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他一开始想写一本论述江泽民对改革所起作用的书，但在其后的采访中，他被江泽民的个人故事所吸引，结果，写成了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为了写作这本书，库恩参阅了大量的有关江泽民的文献资料和国内外已经出版发表的着述。据他本人讲，为写作所准备的文字资料多达3000多万字。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大量的重要当事人，瞭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作者在书中的“鸣谢”部分中，开列了他所采访过的人士名单。有：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江泽民的大学同学王慧炯和童宗海;江泽民在长春工作时期的同事沈永言;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宋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外交部长李肇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资深经济顾问宋宁;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李前宽;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等。


库恩的采访，使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情节。
如：改革开放之初，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谷牧兼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3年6月，江泽民出访美国，在最后一站旧金山，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请代表团吃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庆祝江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但江本人此前不知道正式任命的消息，半路上停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电话，结果消息得到了证实;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汪道涵回忆，“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1989年的一天，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
在这部政治人物的传记中，库恩不仅用全部正文30章的篇幅、大量的史料记述了江泽民的人生历程，而且，还在结束语中充分地表达了他对“江泽民的历史功绩”的看法。他指出：临危授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然而江泽民挺了过来，最终保持了社会稳定，放开了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和社会自由。他还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中一些复杂矛盾——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劳资之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中国历来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之间等等，使之得以协调。库恩最后总结道：“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敬的外交大国。江泽民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在书的后记中，库恩也坦言：“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半个世纪以前，同是美国人的作家赛珍珠也为一个中国人写过传记，书名是《改变了中国的人：孙逸仙的故事》，出版商也是兰登书屋。对于为什么要用与这本书相似的书名，库恩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孙和江都“改变了中国”，虽然改变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对中国的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