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陈独秀”大闹京士顿监狱

楞子 · 发表于 2013-10-13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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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监狱——京士顿监狱（Kingston Penitentiary，简称KP）正式关闭了。这座建于19世纪的建筑，自1835年开始关押第一批囚犯至今，已有178年历史。岁月悠悠，京士顿监狱已不仅是一个监狱，更是一位见证人，每一面墙壁、每一根柱子，都记载了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本期的《当年加拿大》，我们就说说“加拿大的陈独秀”大闹京士顿监狱的故事。

2010年的京士顿监狱，每一处墙角，每一根栅栏，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记忆。

伯克（Tim Buck），1891出生于英国，长大后成为一名机械师，1910年移民海外，因船票较便宜而来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定居。移民之后，伯克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1年加拿大共产党成立（最初名为“加拿大工人党”），伯克是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鉴于这些老资历，中国的共产党同志们将伯克称为“加拿大的陈独秀”。
1929年，伯克当选为加共总书记。同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加拿大也未能幸免于难，起码15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以伯克为首的加拿大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开展起反抗经济危机的运动，在群众中受到极大的关注，支持率也日渐高涨。
另一方面，以贝内特（R.B.Bennett）为总理的保守党政府却将伯克他们视作死敌。1931年8月11日，皇家骑警终于采取行动，抄查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和办公室，伯克和其他7名政治局委员遭到逮捕和监禁。11月被定罪，判以“劳改”，送入京士顿监狱。

1942年10月13日，蒂姆伯克（左）参加劳动与战争委员会（Communist Labour and Total War Committee）会议。
今天在加拿大坐牢并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有道是“哥蹲的不是监狱，是自由”。可在80年前，京士顿监狱就是“虐待”、“野蛮”、“腐败”的代名词：不仅牢房极其狭小，而且犯人需要遵守严苛到极点的规条，稍不注意就会犯规，要接受严厉的体罚，这包括铁鞭抽背、“站棺材”、“拴铁球”等等。政府心说：你伯克不是能闹事儿吗？我先关你几年，让你吃上几百“杀威棒”，看你还有没有棱角！

可伯克是个天生的活动家。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能斗争！在监狱里没几天，伯克就开始在犯人中进行赤化宣传，而犯人们也乐于将所遭遇的不平向他倾诉。久而久之，伯克就成了犯人们的主心骨，而且还发展了一些骨干。

照片摄于1988年，一名狱警和他的警犬正通过边门进入京士顿监狱。

不过，伯克仍没有贸然发动斗争。他很清楚，由于自己的目标太大，不宜亲自领导；而且犯人在监狱里处于弱势一方，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才行。于是，伯克安排了一个“后发制人”的计划。
当年10月，一名犯人递给狱警一张请愿信，上面列出了囚徒们近期遭受的冤屈——时间地点人物齐全，看来犯人们私下做了不少功课。狱警们看看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一个囚徒列了这么一大堆用意何在。直到他们快把信看完了，四个字印入眼帘——“要求赔偿”！狱警们的眼珠子差点蹦出来。从京士顿监狱建成起，狱警们就没把囚徒当过人看，百年来从来都是狱警提要求，哪里轮得到囚徒谈条件。一阵“哧哧”声中，写满犯人冤屈的信被扯成了碎片，请愿者被拖出去一顿暴打，然后关禁闭。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劳动报》（The Worker）对当年伯克被暗杀事件的报导。

虽然伯克没有亲自领导，但是事情的发展同他料想的一样：被激怒的犯人们开始拒绝听从狱警的命令、拒绝劳动，还在监狱里设路障，狱警们只要一靠近，立刻就从西面八方飞来各种材料做成的“飞镖”。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闹事的手段实在有些“小儿科”，只需要出动一队防暴警察，拿着盾牌往里一冲，冲散了闹事的人群就解决了。不过，这事情可是发生在80年前，而且还是京士顿监狱历史上头一次暴动，当局没有任何防暴的经验。于是，这场暴动一闹就是6天，甚至惊动了联邦政府。司法部长翻遍了整个报告，愣是没有找到伯克的名字！这下他才知道伯克的可怕，登时悔得连肠子都青了——当初真该把伯克这小子发配到北极去！

监狱方面在经过了短期的混乱后，拿出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调用了大量的警力镇压，一方面则对犯人做出了妥协。联邦方面则派出国会议员麦克菲尔女士（Agnes MacPhai，也是本国第一名女性国会议员）入狱调查。麦克菲尔后来主持撰写了一份报告，披露了京士顿监狱的“野蛮对待犯人”问题。在其推动下，京士顿监狱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改革，这包括1934年专门设立的女犯牢房——当然，这是都后话。
虽然伯克并没有直接领导暴动，但是谁都知道此事和他必有关联。就在暴动的第二天深夜，一场阴谋针对他而展开。两名狱警趁着夜深人静，悄悄逼近伯克的牢房，冷不丁掏出手枪连开五枪。亏得伯克反应快，立刻闪到了砖石后面。饶是如此，还是有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发，另一颗擦过脖颈。待伯克定下神来查看弹孔，发现只要自己反应稍慢，这些子弹不是打到前胸就是小腹——枪枪致命。

1934年11月26日的《The Star》，刊登了对伯克被释放事件的报导。

伯克保住了性命，但监狱却把这件事压了下来，暗杀事件直到来年春天才被人知道。在媒体的压力下，联邦司法部承认了伯克被枪击属实，但是坚称涉案的两名狱警只是处于个人的“反共”目的，才开枪“给他一个警告”。
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显然不能让人们满意。加拿大工会（CLDL）更藉此大肆宣传，以博取公众对伯克的同情。迫于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在1934年陆续释放被捕的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伯克也于1934年11月24日最后被释放。当天在多伦多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载着伯克的火车还未出现，大约5000名男女老少便高举条幅，齐唱《国际歌》，兴高采烈地挤满了广场的每个角落。伯克出现时，狂喜的人群将他扛过肩膀，高声欢呼：“我们需要蒂姆伯克！（We want Tim Buck!）”

1971年4月23日，《Global and Mail》记者John Scott造访京士顿监狱时，拍摄到刚刚被一场暴乱洗劫的牢房，一片狼藉。到这里，伯克在京士顿监狱的故事本可以结束了。不过，伯克虽已出狱，但是他给犯人们的影响却并没有消失，而他培养的骨干则将反抗的精神在犯人中一代代传了下去。从1934年至1937年，受赤化宣传影响的犯人连续发起了几次暴动，有一次甚至囚禁了狱警做人质。可以说，正是伯克打开了京士顿监狱暴动的“潘多拉之盒”。

直到很多年后，有老狱警谈起伯克还心有余悸地说：“他，真是个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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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一名狱警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两边是条件恶劣，管理森严的隔离牢房。

早前，涉嫌多项指控的华人投资顾问唐炜臻，亦被关押在京士顿监狱。

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荣誉杀人”案犯，阿富汗人Shafia父子走下警车，被送入京士顿监狱。上一年，两人以“维护家族荣誉”之名谋杀4名女性亲属，手段之残忍震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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