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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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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8# 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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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l( J4 j! [1 K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9)——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1 A: R2 P)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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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由始于我们自己” * y/ Z# n# A" |" a. D$ K
% p6 A5 e7 C6 \* y6 P) N独立工会的要求反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规则: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党内。共产党夺取波兰时,他们模仿其苏联支持者,将工业国有化,实施中央计划,将农民的土地并入大型集体农场。他们还攫取了对媒体和艺术的控制权,强加了一套什么可以写、什么可以说甚至什么可以画的标准。他们甚至侵入了天主教会的领域,不仅充公财产,关闭宗教学校和期刊,篡夺了批准教士任命的权力,还将教会的首席主教红衣主教斯德望•威斯津斯基(Stefan Wyszynski)软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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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 b/ ]/ d4 E6 m# K: |$ ^然而在整个东欧,极权主义的意图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在波兰最宽。斯大林死后犹豫不决的自由化终于在1956年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撤退,当时当局在罢工和游行下被迫向工人们妥协。这种宽松背后的主要动力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他放松了审查制度,允许教会重获对教徒和教会报纸的控制,允许独立的讨论俱乐部,认可工人们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社会公正,自决权甚至民主都进入了官方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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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 S* m) d9 ?但是苏联集团被匈牙利起义所震惊,当局暂停了进一步的宽松化,结束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让对官方路线持异议的学者和作家们沉默。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说,当局“允许想但不允许说,允许哼哼但不允许唱歌”。波兰比东欧其他地方有更多自由空间,但是没人怀疑谁在掌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波兰知识分子才放弃对党内改革派可能会重新占上风的希望,1967年哥穆尔卡也将政治局里残余的改革派踢了出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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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官员们以会引发反俄情绪为由,禁演备受尊敬的十九世纪剧作家和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一出戏。此举引发了一波抗议,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召开会议、请愿要求表达自由。3月8日学生们在华沙大学示威,警察突袭了校园,棒打抗议者。数千名学生被开除,教授被解聘,数百人被捕。媒体上出现了反犹言辞,数千名犹太人——包括党员——逃离了这个国家。共产党人自我认同于波兰最反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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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 {, p! F0 U# s' ]8 c: k最后一项打击摧毁了任何改革的希望。8月20日,波兰军队与华约(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缔结的军事联盟)国家军队一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莫斯科的命令粉碎那里共产党改革派带来的民主变革。现在,即使波兰领导人想要答应自由的要求,也很清楚莫斯科不会答应。对想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的波兰人来说,前景令人沮丧。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20世纪60年代曾经参加反对运动的人推出了一个新的政治行动策略,一个更加适应1968年之后的生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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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B, W, K7 p( z7 T% D8 u, U这一策略的设计者包括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他们都经历了从信仰社会主义到对党幻灭,进而完全反对的历程。其中最年长的柯拉科夫斯基曾是华沙大学的一名政治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正式放弃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仍然是一名党员,成了当局一边的刺儿头,他抨击当局未能兑现多元化的诺言。1966年,他被开除出党,并于1968年被大学解聘,然后就离开了波兰,但并没有对波兰的事务撒手不管。 : F$ ]6 ~4 d, n4 K+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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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雅采克•库隆是华沙大学的一名学生抗议领袖。他还曾经是一名相信具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在党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组织来给下一代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逐渐感到不满,他和同事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同起草了《致党的公开信》,说党无法改革,只能被一场工人革命推翻。1964年,库隆被逐出党外;第二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刑入狱。库隆出狱时正赶上组织1968年3月的群众集会,仅仅两天后他就发现自己又被抓了起来。 ; K! Q3 n" _- u4 Y% |& }' Z% s
. R7 c! k3 t: o' |米奇尼克是一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儿子,11岁时曾加入库隆的童子军。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被这么教导:“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为社会公正、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他因为信念而入狱多年⋯但一被放出来,就再次进行革命活动。”和他的导师一样,米奇尼克发现党内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立足之地。上中学时,他因为分发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的《公开信》而被捕。他领导了1968年华沙大学的抗议活动,第二年他也进了监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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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这些人在流亡和地下报刊上的系列文章中分析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米奇尼克写道,他们曾经以为“权力系统可以人性化和民主化。”他们曾把赌注下在共产党精英中的“改革派”身上--但是1968年他们系在党身上的“脐带”宣告断裂。柯拉科夫斯基现在很清楚:共产党统治的不宽容和残暴并不仅仅是一些坏领袖的错误,而是这个政权的本质。7 * b# x9 V h' f- S, E: L$ M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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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党是没有指望的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毫无希望。柯拉科夫斯基说,相信一切都不会改变,就批准了“每一个怯懦、消极和与邪恶合作的行为”。问题是如何反对它。米奇尼克说,试图推翻这个政权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会干预,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样。另外,革命的地下组织“只会对警方有利,让大众歇斯底里并刺激警察”。共产党对捣毁阴谋反对运动很在行。即使成功了,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获取权力,可能也只会以一种教义来代替另外一种。“用暴力摧毁一个已有的巴士底狱,我们会无意中建造出一个新的来。”8 ' v; d, O$ c; K+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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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改革没有结果,正面突击也是一个死胡同。但柯拉科夫斯基、库隆和米奇尼克相信有别的事情可做:政权的反对者与其试图改变政府,不如去改变波兰社会--通过抵制党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倾向。库隆称,公民们发起的每一个独立行动,每一个在党外自我组织的榜样,“都挑战了国家的垄断,从而挑战了党行使权力的基础”。米奇尼克写道,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当前任务,是去建设“一个真实、日常的自由人社区”。9 . ]4 S: w3 i# v* h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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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矛盾的是,波兰人的通向政治变革之路始于对政治的摒弃。米奇尼克宣称:“我们的自由开始于我们自己”--而这样做,就呼应了甘地六十年前的理念的精神。寻求从英国独立出去的印度人必须在国家能够自治之前实现生活中的“自治”。波兰反对运动的参与者从甘地的策略中借鉴了两点精华:拒绝使用暴力和通过点燃个人行动的火花来培养人民对自己负责的习惯。10 0 j1 X R0 S9 Q4 _
. y' {$ e a5 n9 S) t但是,独立的自我组织并不意味着放弃改革国家的目标。库隆和米奇尼克认为政权可以被推动发生改变。库隆写道“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力量,一种任何政权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如同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自下而上的压力更能教育当局。”民主和公民自由是最终的奖赏,而发动和组织波兰人民是必要的第一步。11 5 _, p# w2 u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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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知识分子需要盟友。第一个盟友必定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波兰社会中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主要团体,虽然它和波兰的知识界的关系并不友好。20世纪50年代柯拉科夫斯基曾经谴责教会的“宗教狂热主义”,而红衣主教威斯津斯基曾为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而悲痛不已。但是现在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教会已经发言支持所有波兰人而不仅是天主教徒的人权,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也对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过分的理性主义感到幻灭--也开始寻觅道德权威的新来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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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9 v* _& E" ?5 F/ w/ O库隆和米奇尼克还希望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伙伴。他们认识到1956年和1970年,工人曾经两次造反并迫使政权让步。米奇尼克写道,党对工人们比对其他群体更加害怕,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所有推动波兰走向民主的运动的一部分。当沿海的工人们被ZOMO防暴警察和军队镇压时,知识分子们什么也没做,这是库隆的个人羞耻感的一个来源。下一次,他们必须显示出团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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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c6 O3 r% t: J$ A“社会自我组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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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机会出现于1976年。食品价格又暴涨了。6月24日,总理宣布了六年来的首次涨价:部分物品的价格--糖和香肠--将会翻倍;其他物品涨50%。第二天,罢工遍布波兰全境--包括罗兹的纺织厂、沿海的船厂、波兹南的机械厂、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诺瓦•胡达钢厂。在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弄断了火车轨道,中断了华沙和巴黎之间的铁路交通。在首都四十英里外的拉多姆(Radom),工人们焚烧了党委大楼,那场面让人回想起六年前的格但斯克。暴乱还没平息,总理就回到广播里说取消涨价。 ! u. i) V6 a$ U) n! W+ E8 o& [
0 K* P( U7 H* A3 U5 t, N- s, G和1970年一样,当局退却了,但它仍要吓阻未来的抗议:拉多姆的骚乱者被指斥为“醉醺醺的恶棍和歇斯底里的妇女”,政府还展开了一场报复运动来惩罚拉多姆和其他地方的罢工者。部分群众遭到警察棍棒伺候。超过2,000人被逮捕,其中超过300人被判刑,有些刑期长达10年。还有数千人被解雇--他们不仅仅失去了工资,还失去了在一个几乎不提供失业救济的国家中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l/ r8 d- L2 f/ T+ u) F5 `
! m( M2 v& }, O1 Z6 L% W$ X/ s和1970年不同,这次知识分子站在了工人一边。没几天,库隆、米奇尼克和其他十二个人(包括两位神父)与罢工者一起签署了《团结宣言》。7月份,对乌尔苏斯工人的第一场审判开始时,法院大楼里挤满了被告家属、外国记者、穿便衣的安全人员,以及大约十二名来自华沙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雅采克•库隆。他们前来帮助工人家属,但这并不容易--特工到处尾随他们并拍照,而家属们也对这些陌生人很有戒心。一次休庭期间,两位女性异议人士安慰了一名哭泣的亲属,这才打破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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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_7 b! i! ], N一如预期,家属们对法庭指定的律师不满意,异议人士推荐了一名律师,代付了律师费,并为一名工人的孩子提供托儿服务,以便他妻子能参加审判。来自华沙的知识分子和来自其他城市的学生们给拉多姆面临审判的工人们的家属提供了类似的帮助。那里甚至监视得更紧,活动分子们勇敢地面对拘留和毒打;当局将库隆征召去参加后备役以让他远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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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持续对工人提供帮助,一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打算更为公开地活动,并且吸收重要人物加入,他们相信如果能够进行负面宣传,就不大可能发生镇压。一些年长的知识分子害怕正式团体更容易成为镇压的目标。但是9月9日波兰主教发表的一项捍卫工人权利的声明鼓舞了年轻的活动分子,他们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其波兰语缩写是KOR。委员会遵循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构思的策略:它要求赦免被捕工人,并让那些被解雇者恢复原职。 5 A6 {; P, A" k; x3 O( T9 [1 t ]. N
& j$ l: Q. W0 ?' A' J: c% z保护工人委员会声称,“除了团结和互助之外,社会没有其他手段来抵御无法无天。无论受压迫者在哪里⋯社会都有责任组织起来保卫他们”。一位发起人写道,他们希望自己的榜样可以“激励新的自治活动中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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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8 h' f8 u6 t s8 f* J* H- {' J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开始有14名成员,后来也从没超过33人,主要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律师、作家、哲学家和神父组成。他们吸收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著名小说家耶里•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受人尊敬的经济历史学家爱德华•李宾斯基(Edward Lipinski)、得奖女演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Halina Mikolajska)以及当时是牛津大学教授的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另一些成员二战期间曾在反德地下组织中战斗过或是来自1956年和1968年起而反抗政权的一代。米奇尼克1976年身在海外,1977年也参加了进来。这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很多元,包括天主教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政权的反对和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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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 F: A4 x/ i6 D这个新组织专注于给被控告、被殴打和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当局所拒绝提供的服务。保护工人委员会找律师给他们辩护,找医生为他们开具验伤证明(以作呈堂证据)。它从其成员、教会、广大公众和海外人士那里募集资金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救助基金。索尔•贝娄(Saul Bellow)、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和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等外国作家捐献了他们的作品在波兰销售的版税。西欧的工会也捐了款。从1976到1977年,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共为数千人发放了大约325万兹罗提。 , H ?+ m4 h1 @1 a% z& |
; `/ o' Z, i4 Z, ^保护工人委员会还筹划了一波公开宣传活动来对当局施压。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显露出他会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因此该组织就印发了关于抗议、随之而来的镇压以及工人受到的审判的报道,他们还鼓励因受警察虐待而起诉检察院(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1976年末,超过1,000名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签署了一封致盖莱克的信。大约同一个时候,数百名学者、神父、作家和艺术家签署了致波兰国会(Sejm)的请愿书,要求调查警方虐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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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7 [4 T( o1 m保护工人委员会知道党对国外的舆论和对波兰人的言论一样留心,因为盖莱克已经在海外塑造了一个仁慈的形象,他知道西方的贷款有赖于他们相信波兰有一个“开明的”共产党政权。保护工人委员会无情地攻击这一软肋:库隆和李普斯基(Lipski)在华沙会见德国记者,而米奇尼克则于1976年在西欧与法国和意大利记者谈话。他、柯拉科夫斯基和另一位身在牛津的侨民沃泽米耶• 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寻求经济援助。奉行他们的理念的团结委员会在伦敦、巴黎和纽约成立。 ' e) O6 q+ w& j! p% o3 L
% E$ m1 D; A" e L/ H他们的策略起效了。1977年3月到7月,所有去年6月以来入狱的工人都获释了,大多数被解雇的人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当局看来希望通过满足保护工人委员会的主要诉求来让国内外压力消失,也让这个组织消失。然而,帮助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的工作结束后,活动分子们转移了目标。他们宣称,“我们会继续行动, 因为我们确信对付当局所加限制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所有公民的积极团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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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唯有打破政权对大众媒体和信息的垄断,才能打破它对波兰生活的控制。除非人们能够交流,否则各种独立的行动就没法相互协调。波兰异议人士过去曾要求放松审查,偶尔国家控制的媒体会稍稍开放一点。但是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在人们心中养成了自我审查的心理,他们害怕毫无保留地说话会让他们完全失去发表的机会。现在,1976年以后,异议人士们干脆不再理会官方媒体,开始在他们自己的报刊和书籍上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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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保护工人委员会发行了它第一份出版物《通讯》(Komunikat),大致每月出一期。《通讯》刊载保护工人委员会的宣言和诉求,也发表关于工人受审和活动分子遭致报复的新闻。《通讯》不同于任何波兰官方的出版物,其文字简明真实,目的仅在于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起初,成员们不得不手工打字,交给别人,别人再复打传递下去;后来,保护工人委员会从国外偷运进来了油印机。保护工人委员会还帮助催生其他新闻和评论报刊,例如产业工人的报刊《工人》(Robotnik),其内容涉及有关成立组织、工作安全、卫生保健和工资等问题的建议。到了1978年末,每期大约印发20,000份。 + p& k! V* H- U6 R7 P# V l6 {
& n7 x$ i5 \5 H* c, M7 y# R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化学家米洛斯拉夫•寇杰奇(Miroslaw Chojecki),借助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资金和油印机,创办了一家名为诺瓦(NOWA)的地下出版社。该出版社的第一本书于1977年8月面世,之后还出版了100多本图书和小册子,包括小说、回忆录和政论文章。那些永远不会获准在官方渠道出版的作品出版了,例如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诗歌,米沃什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立陶宛波兰流亡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乔治•奥威尔、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诺瓦有自己的印刷厂、仓库和发行渠道,通过销售和捐赠获得资金。 & X5 ?2 x" t9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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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异议人士在通过不理会审查制度来与之斗争的同时,也通过资助自己的讲课来对抗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1977年秋天,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学者们一起创办了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大学城中的非官方学生组织为每次演讲排定时间和地点,通常是在私人公寓内。几十名学生和其他人士到时会出现,塞满屋子,散坐于家具和地板上,倾听他们在正规教室里从来不会听到的言论,例如《人民波兰的历史》(亚当•米奇尼克)和《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在克拉科夫(Krakow),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提拉(Karol Wojtyla)在教会的产业中为人们提供了能够容纳更多人,还能防止警方骚扰的集会厅。第一年结束的时候,飞行大学已经举行了120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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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5 M- Y+ G. X5 R5 A1 I1976年保护工人委员会出现时,它是唯一正在运作的异议人士团体。一两年间,它就成为了自我组织的一般模型。六所大学中成立的学生团结委员会(Student Solidarity Committees),是党控制的学生组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在格但斯克、什切青和卡托维兹(Katowice),和保护工人委员会有联系的工人们成立了自由工会团体来领导工厂中的运动,保护工人委员会活动分子还帮助成立了一些农民自卫委员会。反对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也成立了一些其他的异议团体。 9 y& [, i+ X1 E1 P(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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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帮助工人及其家属或是印刷地下报刊、发表地下演讲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学生们,反抗了一个丝毫不想让它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受到侵犯的政权。警方殴打、抓捕和关押活动分子,秘密监视他们,搜查他们的住处。1977年5月与保护工人委员会合作的学生斯坦利斯劳•皮雅斯(Stanislaw Pyjas)被发现死于克拉科夫的一条小巷中。大多数人相信是安全部门(Security Service)所为。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女演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也是残酷虐待的对象:她收到侮辱电话和信件,汽车被破坏,某天早上还有一群男人闯进她的公寓,对她大声威胁。其他的活动分子遭到解雇,或是被指控一些普通的罪行。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员被大学开除。警方洗劫印刷场所,没收设备和书籍。 ( K! L5 B7 R! O) R9 n% k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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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飞行大学开始遭到持续打击。当局安插了“参与讨论的人士”来搞乱演讲,在外面的人则遭到骚扰。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库隆曾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还有一次一群流氓出现在他的公寓中,威胁他的妻子和儿子,不让他儿子为父亲呼叫救护人员。那时本来计划有一场演讲,但是推迟了。这期间警车一直围着这所建筑,但却拒不干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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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它周边的团体不顾这些惩罚,把公开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例如,刊物列出编辑们的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他们不在暗中,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工作,这是激励其他人追随他们的榜样的唯一方法。虽然这让他们成了靶子--反对派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一点都不神秘--但也提供了一些保护。当局如果必须公开行事就会难以下手。持不同政见者越显眼,骚扰他们的政治代价就越高。政治抵抗的策略虽有风险,但确实有效。 + h+ L; J7 e6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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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从未试图彻底铲除反对派。它对一小部分人无情打压,对更多的人则是略加惩罚。召开会议,参加演讲,传播独立出版物是困难的,有时候会有风险。但是人们没有都被抓起来关押数年,因为党害怕大规模镇压会带来国内的愤怒和国外的抗议,他们不愿危及国内稳定和1970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关系。如果容忍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团体所取得的有限自治是维持这一状态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它会支付这一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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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u% R$ U- Y4 V$ B0 P% {4 P尽管如此,持不同政见者仍然过着受困扰的生活。虽然这不足以吓阻铁杆活动分子,但足以让许多抱有同情的公民不敢参加。作家卡兹米耶日•布兰迪斯(Kazimierz Brandy)在他1979年3月份的《华沙日记》中如此记述“社会憎恨当局,但却感到无能为力。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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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8 x5 v+ u% {/ P0 @+ C {异议人士激起了波兰独立社会文化生活的革新;他们在工人和教会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是,除非他们能限制政权的权力,否则自我组织的成果仍然有限而脆弱。而迫使政权接受这些限制则超出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所能。这需要一场更加多元的运动,规模宏大且有力,能够对重大的国家利益造成打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共产党角逐波兰的未来。 ) t' S5 p% t& D' ^5 e, E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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