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玉认为，让外卖骑手走出系统之困的对策，是回归农民工权益保障——既然农民工作为外卖骑手缺乏议价能力，那么就应从政策、法律、组织、学术等角度多管齐下，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扶助农民工加强议价能力，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旨在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 @$ s- c* d0 x% l
文/王天玉 编辑/杨溪
出品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对于外卖小哥职业处境的关注与讨论，仍在发酵。不过，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其困境归因于算法——诸如数字劳工、算法奴役这些概念，除了显得前沿时髦花哨之外，实际上反而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先生，即持这种看法：外卖骑手的困境，看起来是数字时代的新问题，但若将视野拉长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维度，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新鲜——算法堂而皇之地将骑手困在系统里，究其根本，是骑手不具备与平台议价的能力，配送时间、报酬以及奖惩规则，都是平台决定的，只不过是以算法的形式呈现，而算法是人造物，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
因为，大概一半比例的外卖骑手是专送骑手，是在代理商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双方是劳动关系，不能因为“披上平台的外衣”就模糊其劳动关系的本质。
因此，王天玉认为，让外卖骑手走出系统之困的对策，是回归农民工权益保障——既然农民工作为外卖骑手缺乏议价能力，那么就应从政策、法律、组织、学术等角度多管齐下，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扶助农民工加强议价能力，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旨在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可以借鉴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做法，建立‘政府—工会—平台’三方参与的议价协商制度，以公共力量制衡平台的决定权。”
以下为正文：
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将外卖骑手的世界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一时间民意沸腾，批评平台算法之声此起彼伏。饿了么、美团提出消费者自愿多等5或8分钟的回应，不但未能平息舆论，反而招致更大的批评。
在这一轮讨论中，算法是核心议题。似乎是随着数字时代来临，在算法冷酷且强大的支配下，外卖骑手越来越像机器，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算法不计算的现实困难，抑或用交通违章对抗算法设定的时间红线。如果这样理解外卖骑手的困境，看起来是数字时代的新问题，但若将视野拉长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维度，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新鲜，也没那么神秘。
依旧是农民工问题
不管是蓝色的“饿了么”，还是黄色的“美团”，外卖骑手的外衣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该问题的解决仍任重道远。即便是十余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民工讨薪问题，去年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行政法规，可见实践治理之难。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有2.9亿农民工需要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指出，稳住2.9亿农民工就业，就保住了我国就业基本盘。
农民工的整体劳动条件在持续改善，但仍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外卖骑手的遭遇，只是农民工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条件的直观展示，与在建筑工地、工厂中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前者的问题表现为时间焦虑和交通风险，后者的问题则包括生产安全、欠薪风险、严苛管理等，而在议价能力的弱势地位上，二者并无区别。
那么，为何外卖骑手的问题引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热议呢？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卖骑手的问题是社会公众常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公众的交通风险。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外卖送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对于外卖骑手的行为有直观的观察，一些人对其交通违章行为抱怨颇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2014—2019年外卖、城市速递相关争议发现，在102起众包骑手争议判决书中，80%的案件是骑手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15%的案件是骑手自己受伤后主张平台承担雇主责任。可见，外卖骑手事实上增大了城市的交通风险，城市居民是直接面对该风险的相关者。当媒体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方式全景式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积累已久的情绪得以引爆。
然而，农民工在工地或工厂的劳动场景，则是相对隔离于城市居民的，或者说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关联度低。因此，即便其他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更差、劳动问题更严重，也难以在舆论场中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二是算法包装下的劳动问题似乎更为新鲜，也更能引发公众焦虑。算法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在媒体对数字时代诸多概念的炒作中，算法似乎强大到客观而理性，如科幻故事一样指引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但如果我们稍加冷静，不难认识到算法是人造物，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外卖送餐中，算法可以瞬间完成上万笔订单与骑手的匹配，但对于骑手送餐时长的设置，难道不是可以人为修正的参数吗？在当前的讨论中，有评论说到人人都可能在算法的支配下工作，这反映出公众阅读外卖骑手故事时的代入感，也契合了数字时代的焦虑感。
剥开这两项社会心理因素，外卖骑手之困的实质，仍是农民工劳动问题的延续。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
平台用工使农民工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看到了外卖骑手的困境，我们要问：应如何看待平台和算法？或者换个更直观的问法，平台用工的出现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在骑手分类中，众包骑手的门槛很低，只须自主在APP注册，获得核准后就可以接单。这无疑给很多在城市就业困难的农民工提供了谋生之路。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更追求自由，更希望贴近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外卖送餐给他们提供了工地、工厂之外的另一个选项，有机会脱离封闭而枯燥的劳动环境，近距离感受城市生活的脉搏。
并且，根据现有数据，外卖骑手的收入在农民工群体中相对较高，几乎没有欠薪的风险，即便目前个体收入有所下降，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如果考虑到劳动强度，外卖送餐需求，基本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两个高峰时段，骑手拼好这两个时段就有基本的收入保证，其他时间相对轻松和自由。而工地和工厂的劳动强度显著大于外卖送餐，一天8小时工作后经常还有加班的安排。对比之下，骑手工作的吸引力更大。
评价平台用工是使农民工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要选好参照对象，不能以劳动管理规范的国企或外企为参照对象，而应从现实出发，以农民工群体本身为参照对象。平台用工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选项，在宏观上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总体上说，农民工就业是更好了，只是还不够好，我们希望越来越好。
归根到底是议价能力
如何使外卖骑手的劳动条件越来越好？
有观点指出，应明确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按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来落实。这种观点有一定意义，因为大概一半比例的外卖骑手是专送骑手，是在代理商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双方是劳动关系，应按照劳动法予以规范，落实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不能因为“披上平台的外衣”，就模糊其劳动关系的本质。另一半骑手是众包骑手，这部分人是游离在劳动法保护之外的。那么，能不能将其统一纳入劳动法调整、一步到位地解决保障问题？这就涉及到劳动法的能力问题。
客观地说，劳动法在当前条件下无法完成这一重任。一方面，劳动法并不是强势的法律门类，在执行中有诸多难题。例如去年热议的工作时间“996”问题，如此明显违反劳动法强制规定的做法都能引发热议，本身就显示出劳动法执行的困难。《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出台后所遭受的诸多批评和非议，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劳动保障的社会共识，从而加剧了劳动法执行难问题。
具体到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劳动法更是不尽如人意。即便不说经济补偿、社会保险等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就是最基本的农民工欠薪问题，政府三令五申，甚至已在刑法上确立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仍未能根治，否则国务院也无须专门出台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法规。
另一方面，众包骑手的劳动方式与劳动法所调整的从属性劳动存在显著区别。应明确的是，劳动法调整的是全社会劳务给付活动中基础性的部分，以劳动关系的形式为7.7亿就业人口建构基本的法律关系，塑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结构。众包骑手自主注册、接单并配送的劳动过程，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很难纳入劳动法调整。对众包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者，应探索与其自身劳动方式相适应的法律保障机制。解决劳动问题的对策“工具箱”不应只有劳动法一项，我们面对丰富的现实劳动世界，亦不能将自身的思维困在劳动法里。现实地看，一句“纳入劳动法”不可能完全解决外卖骑手的问题，这也不该成为讨论的终结句式。
我们讨论外卖骑手，不应止步于“神秘”的算法，亦不可局限于数字时代的花哨概念，其本质是农民工老问题的新面孔。农民工在各类劳动者中几乎是最为弱势的群体，在外卖送餐的具体场景下，专送骑手经常难以享有劳动法所提供的法定议价结果，众包骑手又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主张权益保护，二者皆因农民工的身份而缺乏议价能力。
在此背景下，算法堂而皇之地将骑手困在系统里，究其根本，是骑手不具备与平台议价的能力。配送时间、报酬以及奖惩规则都是平台决定的，算法只不过是平台决定权的表现形式。由于不具有议价能力，外卖骑手只能选择接受或者离开，这是平台与骑手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根源。
让外卖骑手走出系统之困的对策，是回归农民工权益保障，不能只强调劳动法，而应从政策、法律、组织、学术等角度多管齐下，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扶助农民工加强议价能力，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旨在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可以借鉴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做法，建立“政府—工会—平台”三方参与的议价协商制度，以公共力量制衡平台的决定权，为外卖骑手提供议价渠道，以三方议价结果修正平台的算法。
总之，只要有相应的议价能力，算法当然可以修正，甚至可以有人性的温暖。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9-14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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