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为何要求高干读《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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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出版史上的一段故事——出版发行的感想 》一文


一
最近接朋友来信，谈到他正在研究《金瓶梅》，想弄明白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多次要求高级干部读《金瓶梅》。而且，他还搜集到胡乔木同志一封信，也是谈《金瓶梅》的。胡乔木信中的意思是说，对《金瓶梅》这部书应该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谈《金瓶梅》，坊间传说版本颇多，较为具体的就有五次，准确与否，没有看到原件，但大体是可信的。胡乔木的信我是知情的，因为他的信是写给新闻出版署的。当时我正好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所以，了解这封信的来龙去脉。而且，我手头就有这封信的复印件。乔木同志信原文如下：
关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西方文艺界评价的历史，请参看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译后记，该书似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所出。  关于中国的《金瓶梅》，我想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删节本（该本比郑振铎节本删节更多），如还能找到，也可和郑节本作一比较，以便对此节本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妥善的处理。当然，即使有控制地发行删节本，也会为全本推波助澜，这是件难办的事。但是从长远说，这样一部开《红楼梦》先河的文学名著，国外争相翻译，学者争相研讨，出版方面决不能只当作淫书一禁了之，都得想出一个恰当的方针。为此，请设法把两种节本找给我。

金瓶梅插图

二


很明显，乔木同志这封信的重点是谈《金瓶梅》。在谈《金瓶梅》之前，他先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概也是对两部书遭遇的某些相同之处有所联想吧？
乔木同志说，“请参看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译后记，该书似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所出。”外国文学出版社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块牌子。我查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目录，也请教了最后一版2011年4月印刷的《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责任编辑 。她帮我仔细查询，结论是并没有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本《儿子与情人》。可能是乔木同志记错了。后来从网上觅得 一册1987年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儿子与情人》， 方知乔木同志记错了丛书名字，它不叫“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而叫“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书后确实附有译者之一陈良廷的“译后记”：《劳伦斯和他的》。
《儿子与情人》的“译后记”，多谈的是劳伦斯的履历和创作的成绩，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轶事，可能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属于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没有多谈。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世界名著之一，曾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在一些国家遭禁。其实，当时的英国社会之所以不容这本书，说它“伤风败俗”，主要是因为一个贵族女人与其猎场看守人发生了关系，产生了爱情。这种男仆和女主人，跨阶级的婚外情，在当时英国上层社会无异于乱伦，严重颠覆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以被社会所不容。如果查泰莱夫人与同一阶级的人产生婚外情，即便是偷情也是很平常的事。
另外，作者大力描写工业社会的物欲横流，美丽的大自然和古朴的人文传统在遭受工业发展的蚕食，人的本性遭到摧残，自然、本真、激情、生命遭到扼杀，劳伦斯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写出的赞美、同情主仆爱情的故事，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遭到围攻与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劳伦斯终于得到社会承认。F.R.利维斯说：劳伦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天才，英语文学中的大作家之一。”《20世纪欧美文学史》一书说：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书中的一些露骨的性爱描写……其实这部作品寓意确是严肃的，主旨仍是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器文明对人性和生机的摧残，探索实现身心统一的两性关系以求得新生的途径。 劳伦斯仅仅活了四十四岁，很短暂，但他写出了不同凡响、影响巨大的《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七部中篇小说、六十多篇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和剧本）。正如他的夫人所说：“他所看到、感觉到和知道的，他都写在了作品之中，给予了自己的同胞。他留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壮丽，是对于更多更多生活的希望……一份崇高而无法计量的礼物。”


三
再说《金瓶梅》。其实，尽管谈“金”色变，以至于像乔木同志这样高级的领导干部，都专门写信关注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与出版，但学术界，却从来没有轻视这样一部书。因为这部书的价值非他书可比。首先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以讲故事为主、以情节发展引人入胜为长的局面。比如在《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不是历史大事、英雄人物，就是民间久已流传的故事，而《金瓶梅》则以写人物为主，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描写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平凡人的世俗生活欲望，这就开创了中国的白话世情小说的先河，很了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也就是乔木同志所说“开《红楼梦》先河”的意思吧？另外，这部“词话”写的西门庆本是一个破败户，但他“开着个药铺”，“发迹有钱”，“交通官吏”，已非旧式地主。他以市民身份，经商致富，与官府狼狈为奸，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客观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明代万历年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运作的形态。官场勾结、权钱合作，动摇和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因此，这部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有人说，《水浒传》写的是政治，《金瓶梅》写的是经济。当然不能这么绝对，不过倒说出了《金瓶梅》一书的特殊贡献。


尽管《金》书与《查》书在内容与遭遇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两部书还是很不同的。前人早有评论。
郁达夫1934年在《读劳伦斯的小说——》中曾这样说：
我们试把中国的《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出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性交，都觉得自然得很。
林语堂在《谈劳伦斯》中则说：
我不是要贬抑《金瓶梅》，《金瓶梅》有大胆，有技巧，但与劳伦斯不同--我自然是在讲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也有大胆，也有技巧。但是不同的技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全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是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大合适。……《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劳伦斯可说是一反俗高僧、吃肉和尚吧。因有此不同，故他全书的结构就以这一点意义为主，而性交之描写遂成为全书艺术之中点，虽然没有像《金瓶梅》之普遍，只有五六处，但是前后脉络都贯串包括其中，因此而饱含意义。而且写来比《金瓶梅》细腻透彻。《金瓶梅》所体会不到的，他都体会到了。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着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他们的评论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他们比较的重点都在性描写方面的差异，对于二书的社会背景，作者主观上或客观上对社会的认识或暴露，并没有多少涉及。话再说回来，我想也正因为这两本书各自的特点，它们同样被查禁的遭遇，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原因，使出版者、整理者趋之若鹜。《金瓶梅》在中国则同样是引发各种议论甚至批判的热点。越不许出越神秘。越神秘越想看。于是，越有卖点。结果是，一本过去一向视为“禁书”的《金瓶梅》，却出版了任何书都没法相比的诸多版本，很是有趣。据我的统计，《金瓶梅》一书在1949年之后的出版情况大致如下：

足本（全本）方面，主要有三个本子


1957 年，《新刻金瓶梅词话》，线装2函21册，收入原版插图200幅，当时定价40元。因为规定很严，只限售省部级以上高官、少量高校和科研单位正教授以上人物，年龄要在45岁以上，每部书都编上号，而且来购买时还要出示单位证明信。所以炙手可热，得到一部真觉得“三生有幸”。此书1991年重印，规定依旧，定价则涨到1200元。它是词话本，因为它保留有明代说唱文学的特色，学者认为它最接近原著，所以认为很有研究价值。据说最近重印，定价已到3000元。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影印的，4函36册，每回有2幅插图。学术界称之为说散本。在历史上它经过文人改写增删，去冗就简，所以文字比较通畅。书中包括大量的眉批、旁批和夹批，是有用的资料。


第三个足本是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6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这是这一版本出版以来第一个排印本，阅读方便，定价便宜，175元一套。且因它也附有原版200幅插图，货真（内容一样全）价实（便宜）。
洁本（删节本）方面：
1.最先出版，也是影响最大的当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戴鸿森校点。此书平装三册，定价12元。有木刻插图36幅，共删去19，174字。
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10月出版。精装两册，附陈全胜所绘彩图。全书共删去10,398字。（此为张评甲本）3．《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删节本。该社计划出版《李渔全集》，该书 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卷为李渔评点的《金瓶梅》。出版社以此为由，申请出版。全套《李渔全集》共20册，定价400元。要买三册《金瓶梅》，就得花400元买20册的《李渔全集》。

4.《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全书2册，每回有校记注释。删节本，未写明删去的字数，删节处均以“……”标示。（此为张评乙本）5．《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出版，系以日本1963年的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版本为底本，删节本。
6.《金瓶梅会校会评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出版，内部发行。系以中华书局所藏清代刊刻的第一奇书为底本。该书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戴鸿森校本、崇祯本、张评甲本三书的会校，删节处同原书。书后的校勘记中汇总了词话本、崇祯本和张竹坡第一奇书的文字。
7.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精装二册，另配以插图若干幅。全书共删4300字，售价96元。删减比其他洁本为少。


我把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有关《金瓶梅》的出版情况罗列于上。从中可以看出，对《金》书的出版大家很热衷，总是能够找到重要的理由要求再出一个版本。几十年累积起来居然出版了十数个版本。但总的来说，大家都遵纪守法，先报告，经批准再出书。而且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一是给研究者看的，有价值的足本；销售有严格规定。二是给一般读者看的，尽管删除文字多少不等，但也都做了“清洁”处理。当然，其中也有很个别的出版单位，不能“遵纪守法”，甚至出版改编给青少年看的《金瓶梅》故事。但这种情况确实是个案，反映出《金》书出版确实在经济上有好处，于是甘冒违纪之险。另据北京晚报：

“是不是天天看《金瓶梅》？”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对《金瓶梅》的评论。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评论《金瓶梅》。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到《金瓶梅》。毛主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金瓶梅》。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红楼梦辨》圈批最多
从 1966年至1973年，8年中每年都看过《红楼梦》。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做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有20种之多。这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生前有没有一一读过，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这些书，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让我们去借或购买来的。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本。这两种，他都有圈画。毛泽东很爱读《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在毛泽东阅读批注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论〈红楼梦〉》，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这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一大厚本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


毛泽东读得最多、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第六节标题是“作者的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的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的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怕老婆》的笑话让主席笑出声来 毛泽东爱读笑话书，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爱读笑话书，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在给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曾有一段时间对笑话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74年这一年里，他老人家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笑话书了。 毛泽东第一次要我为他找笑话书是1974年1月1日。上午11时30分，我正准备去饭堂吃午饭，忽然，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张玉凤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


新版的《太平广记》，毛主席书库存有一部。因不是线装大字本，我要去北京图书馆去借。当时，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外，从中南海办公厅步行到北京图书馆，要不了5分钟。所以，我很快从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借来一部明代许自昌刊本《太平广记》，共10函100册。
毛主席书库中有没有笑话书，有哪些笑话书，一时我心中很不清楚。把《太平广记》送给毛泽东后，我就钻到毛主席书库里，还采用老办法，首先翻开《线装图书总目》。当时毛主席书库存放的线装图书，为了查找、使用的方便，我们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和若干小类分别登记做成目录，打印后分为3份，每份装成3册。游泳池主席处放一份，毛主席书库放一份。还算不错，就在《总目》第一册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些笑话书的目录。我将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毛主席住处。他老人家看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第二次我也就变得有点聪明起来了。同时，“再找一找”，也没再强调要找大字线装本，所以，1月2日这一天，我首先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主席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许多，数一数一共是14种 21册。1月2日送给毛泽东的笑话书以及从中选出印大字本的《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等，他老人家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虽然没说“不理想”，但是，2月23日他老人家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
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3种，要我们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本以为毛泽东看笑话书到此该差不多了。可是，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样。6月4日晚饭后，主席在看完新印的《笑话三千篇》等一批笑话书之后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
又是一个“不理想”，还要“再找一找”，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还有哪些图书馆会存有笑话书呢？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拟定了“全面出击”的计划。所谓“全面出击”，就是与北京市的各大图书馆都联系，又找出了一大批笑话书。这20种55册分别从有关图书馆借来后，6月14日下午，我们都很快送给了毛泽东。一个星期后，即在6月21日晚上，他老人家翻看完这批笑话书之后告诉我们：“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
京城大小图书馆我们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般不出借的馆藏善本也都拿出来了。可是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新鲜的”。根据毛泽东“再找一找”的指示，除在北京地区我们再进一步查找外，毛泽东又要我们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上海和杭州。从1974年6月下旬以后，开始“兵分两路”继续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毛泽东第一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前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翻看毛泽东的借书登记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7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外借图书除极少数其他图书外，绝大部分都是笑话书。6月30日以后，外借笑话书逐渐减少，但断断续续还有，时间一直延续到1975年2月初。


《笑话新谈》是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最后一部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笑话书。张玉凤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主席收到书后，一边翻看，一边问她上海查找的情况。还没等她全部说完，他老人家就被书上的笑话吸引住了，边看脸上边渐渐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张玉凤说：“这一次外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席这样高兴。”她走近主席身边，看到主席刚才看的是《怕老婆》这则笑话。